哪些人得了“中国病”?

“中国病”是一种哲学病

从周朝的《易经》开始,将复杂纷繁的世界分为阴阳、善恶、优劣、是非、凶吉、得失、远近、轻重、缓急等等,确立了以“二元论”为特征的世界观。

阴阳是事物的两种极端状态,也是这种世界观的符号。“阴”在自然界,代表地、月亮、水、黑暗;在人世间代表女性、雌性、内部、柔弱、防守、负面。“阳”在自然界,代表天、太阳、火、光明;在人世间代表男性、雄性、外部、刚强、进攻、正面。总之,阴阳是相反、相对、相应、相生、相克的两种属性。通俗地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正是由于受形而上的哲学所控制,形而下的医学、文学都不能走出二元论的轨道。

在医学方面:看看最早的中医典范《黄帝内经》,开篇是阴阳,通篇都是阴阳。虚症、实症;内症、外症;热症、寒症;表症、里症。九九归一,辩证施治,中医的根本就是让人的身体达到阴阳平衡。

在文学方面:不论高雅的古典诗词,还是通俗的民间对联,都以对应字、对应词的精妙组合为基本技巧。如: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或者“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等等,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二元思维模式的文字标本。

“中国病”是一种人格病

由阴阳哲学所确立的“二元思维模式”,主导了人的心理和行为,必然地派生出一种群体人格:言不由衷、表里不一或言行相悖、自相矛盾,由此形成无所不在的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的一种表现是,人们在对人和事物进行评价、判断时,从内心分裂出两种标准:在公开场合使用公共标准(主流标准或官方标准);在私下场合则使用个人标准。即便是对同一个人、同一事物的评价,也可以分别运用价值标准或道德标准。

双重人格的另一种表现是,下意识地掩饰内心愿望和个人利益,将其视为“阴性人格”隐藏不露,而以无私无欲的面具示人,以此迎合公众的“阳性人格”标准。

于是,人们集体默认一些虚伪品质的合理性,真真假假地处世做人,仿佛一场人格游戏,既虚伪、又认真,虽痛苦、却坦然。

“中国病”是一种社会病

二元论的哲学和二元化的人格模式,延伸到社会体制方面,就形成自古以来的官民分治、城乡分治,产生许多“两重天”的政治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的“井田制”,其操作方法是将一块大田划为“井”字形状,四周的田产为私田(农民所得),中间的则为官田(税赋),由此实现“一田两制”。城乡之间则由城墙充当分隔线,并配以甲保制度、户籍制度及相关政策,城内城外分而治之。

基于二元思维模式的阴阳哲学,必然导致斗争哲学、对立哲学,因而排斥异端、打击另类、分清善恶(敌我),就是官方永恒不变的政治理念。面对如此的高压环境,有的人从“辩证统一”或“中庸之道”那里求得自我证明;有的人逃往“世外桃源”以求自我解脱;而更多的人只能以双重人格进行自我欺骗,承认和接受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并加入其中。

中国自秦朝实现统一,从汉朝以来实行“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历朝历代都以“泱泱大国”自居,然而“中国病”却使得看似强大的中华民族无力抵御外族(国)的入侵和占领。不论是北方游牧民族还是东方的某个“撮尔岛国”,数十万的来犯之军便能使数亿人口的统一国家溃如山崩水泄。即便是在这个强大的文明之邦内部,凡遇一支造反队伍“揭竿而起”,则必然势如破竹卷席,改天换地。

尤为不幸者,中国历史反反复复记载着王朝更替的周期规律,人们有理有据地将其解读为“盛而衰,衰而盛”以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永远走不出二律悖反的阴阳理论。可见“中国病”流弊之广、毒害之深。

治病溯源。中国病之根源,在于二元论的世界观,并由此导出了二元化的方法论。倘若人们从内心接受了这个结论,则治病不难,甚至很容易:放弃了二元论,必然转变为多元论;放弃了二元化,其结果就是多元化。

旧的哲学一旦放弃,新思想、新方法必会层出不穷。汉武帝之所以会犯“独尊儒学”这个致命的错误,是因为他把儒学与其他学术思想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清朝之所以会走上“闭关锁国”这条死路,也是因为统治者被二元论的思维所左右,要内守正统、外拒另类。而事实上,某种理论一旦成为绝对的强制的官方意志,这种理论就已经僵化了、变质了。籍此而论,民族的持续进步、国家的持续强盛、社会的持续发展,必有赖于国人做好一件事情:改造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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