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南天竺香至王三子也，姓刹利。初，王供养般若多罗，因试以宝珠；祖发明心地，般若遂付法。偈曰：“心地生诸种，因事复生理。果满菩提圆，花开世界起。”祖得法，久之，念震旦缘熟，航海来梁。抵广，刺史萧昂表闻武帝，乃诏见。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曰：“廓然无圣。”曰：“对朕者谁？”祖曰：“不识！”帝不契。祖由此渡江涉魏，至嵩少。后得神光，授以大法，乃偕徒往禹门千圣寺。坐化，葬熊耳山。唐代宗谥圆觉大师，塔曰空观。
菩提达摩（梵语：बोधिधर्म，转写：Bodhidharma，[boːd̪ʱid̪ʱɐɽmɐ]，？－535年），又作菩提达磨，简称达摩，为南天竺人或波斯人，将佛教禅宗带入中国，为中国禅宗之开创者，被尊称为达摩祖师、“东土第一代祖师”。
达摩是释迦牟尼的第二十八代弟子，同时是天竺禅宗二十八代祖师。传说达摩曾问师父得到其真谛之后该去何处传教，师傅吩咐他去中国，但告诉他不要去南方，因为南方君主好大喜功，无法领悟佛教真谛。
达摩在南北朝刘宋（公元470年－478年）年间，乘船来到中国南越地方（今广州）。根据《楞伽师资记》，达摩至中国后成为求那跋陀罗的弟子，属于南天竺一乘宗（又称楞伽师）。求那跋陀罗 （Gunabhadra），意译为功德贤，中天竺人，于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译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后菩提达摩以此四卷本《楞伽经》传授徒众。除《楞伽经》之外，达摩也相当重视《般若经》、《维摩诘经》，释印顺推测可能与他曾在江南一带生活，受到江南佛教的影响所致。
传统上认为，达摩自海路来到中国后，闻说梁武帝信奉佛法，于是至金陵（今江苏南京）与其谈法。梁武帝是笃信佛教的帝王，他即位以后建寺、抄经、度僧、造像甚多，是以很自负地询问达摩：“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因双方理念不合，达摩即渡江入魏（“一苇渡江”之传说来源），止于嵩山少林寺，于寺中面壁九年，称“壁观婆罗门”。民间则相信达摩在石洞留下至高无上武学《易筋经》和《洗髓经》。
不过《续高僧传》和《楞伽师资记》等文献中均无菩提达摩会晤梁武帝的记载，胡适也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两篇文章中引用《续高僧传》说明，达摩来华最迟在刘宋灭亡（479年）以前，此时梁朝还未建立。
之后他北渡北魏，“游化嵩洛”，教授禅法。他所传授的禅法，在当时受到很大的争议，主要的门徒只有道育、慧可、昙林等人。
《少室六门集》常被认为是达摩著作，其中四篇《二种入》（即下文之二入四行论）、《血脉论》、《破相论》、《悟性论》等更被并称为少室四论。不过根据近世考证，四论中仅《二入四行论》为达摩亲传。
本论相传由达摩口述，并由其弟子昙林纪录、作序，《续高僧传》、《楞伽师资记》、以及近世学者胡适、释印顺等皆认同此篇为达摩亲传。
释印顺认为，本论指出大乘佛法不外乎理入（悟理）、行入（修行）两条途径，亦即了悟道理并落实于生活中，以求消除积习、修至究竟圆满。其中理入的重点在于了解、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如来藏思想），愿意“舍妄归真”、“凝住壁观”，保持心如墙壁般安住、不加辨别、不为外缘所动，以达“与真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之境界。
行入包含“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种。释印顺认为其中前三者是“顺物”，即透过克服“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苦达到克己利他、自他无碍、皆大欢喜；称法行则是“方便”，透过不执著于相的去实践六度波罗密利他，从而能消除妄想习气、证成道果。
释印顺认为，其后中国禅者虽禀承达摩的禅法，不过却专重“理入”，遂形成了偏重理悟的中国禅宗。
传衣表信
达摩云：“我有一领袈裟，传授与汝。”
慧可白和尚曰：“法既以心传心，复无文字，用此袈裟何为?”
大师云：“内授法印，以契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虽则袈裟不在法上，法亦不在袈裟，于中三世诸佛，递相授记。我今以袈裟，亦表其信，令后代传法者有禀承，学道者得知宗旨，断众生疑故。”
慧可便顶礼，亲事九年，昼夜不离左右。
达摩大师乃而告曰：“如来以净法眼并袈裟付嘱大迦叶，如是展转，乃至于我，我今付嘱汝。汝听吾偈曰：‘吾本来兹土，传教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慧可不拘经文，直探心源，慧可禅观主要依托《楞伽经》，揭示出一个重要命题: “无明智慧等无异”,并以此接续达摩的自悟禅法。
传说达摩将衣钵法器传给慧可以后，便离开少林去禹门（今洛阳龙门），禅栖在干圣寺，于东魏孝静帝天平三年端坐而逝。达摩死后，他的尸骨按照佛教的礼仪装殓入棺，十二月隆重地移葬在熊耳山，在河南省陕的定林寺内为他建造了一个墓塔，以作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