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沉默的自由

胡适有三子。长子祖望，出生在1919年3月16日，距胡适母丧仅四个月，取名“祖望”有望祖的意思；次女素斐，出生于1920年8月16日，不幸在1925年5月早夭；幼子思杜，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这天正好也是胡适的生日，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适一家，右为次子胡思杜

长子胡祖望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职。1980年退休。夫人曾淑昭，一子胡复，胡氏祖孙三代都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胡祖望一生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幸福，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胡适次子胡思杜的命运就悲惨多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开展“抢救运动”，用飞机空运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被“抢救”的第一批。但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傅作义安排的飞机飞南京，后赴美国，1958年定居台湾。直至老死，没能再见上幼子一面。

北京解放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部学习。胡适当时被称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作为胡适的儿子，胡思杜背负着与生俱来的罪孽。但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于是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并顺应要求，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这一举动得到了上层的赞赏，使他得以在毕业后能够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的这篇文章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引起了大陆，台湾，美国三方面学人的关注。胡适认为思杜是逼不得已的，“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胡适这么认为有他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的是争取和批判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批胡适对国民党“小批评大帮忙”，另一方面又频频向他挥动橄榄枝。在胡适南飞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广播台播出了“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他不要离开北京（当时叫北平），并许诺让他继续做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长，不仅如此，还派潜伏在北大的地下党当面劝诫胡适。胡适的反应是“微微一笑，说‘他们要我吗？’”结果胡适还是南飞了，政策也就由拉拢侧向于批判。1949年，香港左报纸刊出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文中说道：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

对于此文胡适公开表示了鄙夷，他声称陈垣不会写白话文，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他在1950年1月9日发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作为回应，说陈垣他们现在“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明确表示不可能在一条路上相见了。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使当局坚定了大批判的决心。于是胡思杜的那篇文章被公开发表，（本来它只是一份普通的每一个人都写过的思想报告）其中有些文字是很伤人的：

“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一九三零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匪帮的行动，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款项（企图培养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忠实于美帝的信徒）。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卑微不足道的。”

胡适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粘在日记上，当年10月，他写了《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促使大陆坚定了大批判的决心。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转载，以此为契机，大陆方面兴起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

这场批判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为“三反运动”而搁置，其间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无所扯绊的投入新社会去了。他显然低估了新政府的决心。他是有原罪的，这个罪至死方休。

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因为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到11月份风潮又向胡适卷来，当时文艺界的两个旗手周扬和郭沫若，秉承旨意，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

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的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根辫子。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胡思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压力可知。

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亲戚如堂兄胡恒立，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为“黑帮分子”）。

因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几的人单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以为会得到新社会的容纳。他一直想入党，到了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风云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了。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引胡思孟口述）

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看见大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适的。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个小木牌，如今已经找不到了。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后23年，他才被组织上重新审查，平反昭雪。一代人的悲剧就这样结束了。

胡适一直不知道他的幼子已先他而去，他在1957年6月4日立遗嘱，把妻子列为第一财产继承人，两个儿子立为第二继承人，一直未改。1962年，胡适心脏病发瘁死台湾。不知这对父子泉下相逢，是怎么一番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