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国的覆灭

(一)
1928年5月,国民党北伐军抵北京,老同盟会员章太炎说:“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致李根源书》)。章至此以“民国遗老”自居。

章继而大骂:“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今日中国民不堪命,蒋介石,冯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祸首实属孙中山”,“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是一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章太炎先生年谱》)结果遭到通缉。

章太炎没说错,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就完结了。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虽然名称依旧,实际是以灭掉的前一个中华民国建立的。其体制已与前一个民国大相径庭。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从1912年至1928年,历时17年。那个时期的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

1912年底和1913年初,中国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国会议员选举。中华民国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和国会的正式成立。 1913年10月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以后的历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总统都是选举产生的。 

  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分立是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标志,北京政府时期建立了三权分立制度。自由政党、责任内阁、宪法等大的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成,那时的政府已经基本实现一个“有限政府”,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度大大放松,高校、报馆、社团、工商业等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

人民可以自由办报馆、开评论杂志、组建自由社团。所有的新思想在中国都可自由传播、自由碰撞。

随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中华民国与普世民主接轨的步伐被迫终止了。

(二)

       三民主义,按通行的解释,是民族,民权,民生。字眼很美好,但我们应该透过字眼,追问这些字眼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自己如何诠释,定义这些字眼的:

“俄国革命发生於六年之前,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

“三民主义中的第三项是民生主义,世界上行这项主义最新的国家,只有俄国。”(《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

“俄国革命所以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对邓泽如、林直勉等呈文的批示》)

“故俄国六年前之奋斗,均为民族主义的奋斗。当时我们尚不知道其为民族主义奋斗,今回顾起来,的确如此!故现在俄国对於赞成民族主义诸国,皆引为同调。常对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诸国,劝其不可放弃民族主义。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

  孙中山自己有言:“吾党与他们(俄国)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所以我请鲍君(鲍罗廷)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的思路其实是这样的:苏联的那一套,就是我的三民主义;为什么我的三民主义在苏联实现了,而在中国没有实现呢?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布尔什维克那样的一党制,所以列宁先于我实现了我的三民主义;因此,我如果引进了一党制,中国也会变成苏联那样的三民主义国家,苏联就是我的三民主义的实例。

(三)

     1924─1925年间,孙中山接纳了苏俄金钱上与军事上的全力援助(以出卖外蒙为代价),进而赤化了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当时,陈炯明的粤军,也称为联治军,在作战能力上是没法与受苏俄训练,苏俄装备与苏俄督率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相比的。1925年,粤军在东江两战役中被击败了。

  陈炯明后流亡到香港,一面组建致公党,一面写作《中国统一刍议》一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批判一党制的先驱:

  批判一党专政:“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前已言之。稍有民治思想,决不涉此妄念。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代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

  批判党外无党:“党外无党,则党之名不立,何有于外?此种蛮横思想,并政党之为何物,亦不知之。盖政党者所以集合同方向之民意,而为有组织之表现,活动于宪政之下者也。无论何国皆有三种方向的民意:一为保守的;一为革新的;一为最新的。散在各方面,不能为有效之活动,故必赖政党以结合之。集中一方向,分疆殊帜,各以其政策为有组织之表现,使一国宪政之运用,一张一弛,皆得多数民意,而为统治之基础是也。”

  铲除任何专政:“而根本救国之图,非合五族四万万人之力量,缔造新国,铲除任何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须取销党治,恢复民国,遵奉临时约法,回复五色国徽,以表示再造五族共和的大决心。”

  批判一党独尊:“如谓国民党为革命党,自与普通政党不同,是亦不然。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

  批判党化教育:“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孙中山和苏俄代表鲍罗廷

(四)

     1922年8月,苏俄代表越飞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国民党。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孙中山。

  1927年,梁启超在书信中指出:“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孙中山)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梁启超文集·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

  苏俄方面认定,欲永远霸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跟吴佩孚等北洋政府打交道是没有指望的,只能搞垮这个坚决不肯让步的政府。

  你肯卖国吗?你如果肯卖国,我们俄国人就援助你,使你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1925年,孙中山死了。但那个用出卖外蒙古换得军火的北伐计划继续运行。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

  1926年4月,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与一些士绅在上海组织了“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章在通电中说:“赤祸日炽,汉奸公行。以改革经济为虚名,而招致外患为事实。”

  “反赤之声,洋洋溢耳。人心未死,公道渐昌。吾国一线生机,端赖有此。”

    “以反对赤化,保障国权,实行民治为宗旨。”(《章太炎先生年谱》)

    1926年12月6日,张作霖发表宣言:“吾人不爱身家则以,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

        “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张作霖宣言》)

   1928年 6月2日,张作霖(他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元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身亡。这就是不肯卖国的下场!

(五)

       1927年4月,赤化阵营却发生了分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方面叫清党分共。其实,赤化阵营发生分裂也很正常。一党制毕竟是一党制,二个党合作推行一党制,本身就是矛盾,结果自然是赤化阵营先分裂,后内战,必须一个吃掉另一个。只不过是谁先下手,谁最后吃掉谁的问题。

  当时的梁启超不仅目睹了赤化阵营发生分裂的一幕,还在书信中为赤化阵营发生分裂后的最终结果做了一个预言: “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梁启超文集·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

         后人来看这个预言,确实感到神奇。 1927年,梁启超就指出:“一党Dictatoral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梁启超给孩子们书》)

北伐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伐打的幌子是国家统一,但它却开启了远甚于北洋时期的战祸。

台湾史学家张朋园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道:“国民党北伐打到哪里,就取消那里自清末以来产生的咨议局、省议会成员。比如国民党北伐打到杭州,就解散省议会,把议会场所当作省党部。退化得太厉害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

       蒋介石虽然能够认清苏俄危害,与之决裂,但“以俄为师”的党国体制却保留下来。北伐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国的覆灭,中华民国的国旗是五色旗。之后,出现一个伪民国,它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章太炎,陈炯明等相当一大批辛亥志士极端抵制党旗做国旗,死都不肯以党旗葬。国民党的民国,党国一家,训政代替宪政,党治代替民治。现在看来,它的“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所谓的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十年建设,抗日战争等等,好像都是为以后那个更强势的政党做各种铺垫,为迎接中国共产党1949接管政权铺平道路。

  面对蒋介石的清党,共党方面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百色起义等一系列起义进行反击。赤化阵营的内战以1927年至1937年为第一阶段,史称十年内战。 一党制毕竟是一党制,二个党合作推行一党制,本身就是矛盾,必然分裂,内战,必须一个吃掉另一个。

  在国民党军内部, 1930年 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 月 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结果阎锡山方面失败。

        1946年至1949年是赤化阵营内战的第二阶段,史称三年内战。

      中国近现代史的转折点不是在三年内战时,而是在北伐战争时。北伐战争时,是赤化阵营与反赤化阵营的交锋。反赤化阵营失败了,中华民国覆灭了!之后就是“以苏俄为师”同一阵营两派的内战了。

      1980年代后,辛亥革命后的那个民国的精神才在台湾得以复兴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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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列表(2条)

匿名 2021年6月13日 上午8:56
👍🌷同意文中观点。赤化之祸,起自孙大炮。



匿名 2021年6月13日 上午10:51
[强][玫瑰][握手]这是谁写的?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国家的传承要有合法性,这个合法性要么来自传统的前朝的让渡,就像满清的退位诏书把公权力让渡给中华民国一样;要么就是民选,主权在民,国民完全自由选举公投出一个国家的诞生。在苏俄的支持和教唆下的北伐完全是非法的叛乱活动。并不因北伐成功和他们的宣传而改变其非法的性质。我也同样认为直到蒋经国台湾民主化之后,中华民国才恢复合法性。

來源:民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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