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12年7月，清帝退位半年之后，保皇派大本营山东省昌邑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一个村乡里乡亲的村民，没剪辫子的把剪了辫子的27人全部杀死，连个全尸都不留！杀人者很快就被官府抓了，全部处死！杀人者到底图什么呢？你留你的辫子，他剪他的辫子，朝廷都不管，有什么问题吗？不行，虽然没有任何实际利益，但杀人者自己犯贱跪着，绝不容许别人站起来。这些愿意跪着的人宁愿自己被处死，也一定要把站起来的人打死！
山东省昌邑县的这些乡民，搁在今天，叫“五毛”或“自干五”。中国有一批被称作五毛和自干五的人，他们是把愚蠢当做生意来做的特种愚民——奸诈之民。超级大五毛司马南有一句名言，“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取之愚民，用之移民”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司马南、孔庆东等人被称为中共的“超级双料大五毛”。
一个国家充斥着太多这样的爱国贼，离亡国不远矣！孟德斯鸠曾说，“维系共和宪政制的是公民的美德，维系君主立宪制的是国王的荣誉，维系独裁专制的是臣民的奴性。一般而言，一个民族不会选择某一种政体，他们必然是由适合他们社会环境的那种政府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民族都会得到他们配得的那种政府，或者至少他们的历史和生存条件所带给他们的那种政府。” 一个国家的进步，必须有足够多的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精英掌握方向；一个国家可持续的符合人人平等幸福标准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不可能建立在大多数国民精神分裂的基础上。
五毛是典型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或人格分裂的群体。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具有双重人格和双重标准的“特种愚民”，这个国家配得言行不一、道德沦丧的推崇功利主义的极权政府。这个极权政府后面，还有一群愚昧的被称为智囊的“高级五毛”。有一个段子讽刺中国的“无敌智囊”：外事不决：问金灿荣；内事不决：问胡鞍钢；经济问题：问李稻葵；政治问题：问胡锡进；文化问题：问周小平；军事问题：问金一南；外交问题：问张维为。
这个段子极具嘲讽之意。谁也不能不能否认，这几位都是中国当红的炸子鸡。这样的“智囊”充当国家领导人的耳目，可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余杰称之为“五鬼乱华”。他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归属于暴君、贪官、奸商、文痞和愚民这五类“鬼”。这五种“鬼”彼此伤害，又互相融合，已然弄不清楚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他们“五位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打造这座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动物农庄”。十四亿人在其中翩翩起舞、自得其乐，外面的人不能进去，里面的人不能出去。这样的国家，不是人间炼狱又是什么呢？
不是进入上帝之门，就是进入地狱之门。通向天堂之门，门可罗雀；通向地狱之门，人头涌涌。地狱之门往往镀着光彩夺目的金粉，很少人知道打开大门之后会见到什么。中外历史上，山本五十六是个例外。当年日本要跟美国开战，他极力反对。山本是哈佛高材生，日本驻美武官，是美国通，很清楚美国实力，所以他反对对美开战，反对对外侵略。可是奈何爱国群众的“民意难违”，加上高层、右翼以及愚蠢的天皇给他的巨大压力。就像今天中共的高官一面跟美国“开战”，一面把子女和财产送到美国。山本不傻，他让自己孩子去三菱重工做高管，别人家的孩子做神风敢死队飞行员。因为山本已经看到了未来。山本用大清给同僚举例：别看（清国）大，别看人多，都是昏头，整个民族沉浸在错综复杂而又虚幻的狂欢里，看不清自己和世界的差距，这个国家最终会被奴才、太监和那个女人拖垮。清朝的“奴才”“太监”，到了今天，大多变成“五毛”“自干五”。“那个女人”则变成了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民领袖”。
所谓愚民的特征之一，是丧失自我；自我的丧失，源于他们心中没有上帝。或者说，他们的祖先早就被上帝所抛弃。有一个段子这样说：北京有三个地方，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排几百米的长龙。一个是毛泽东纪念堂，一个是北京信访局，一个是美国大使馆。代表了这国的三个人群：愚昧、苦难和觉醒。一个愚昧、苦难的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极权主义是它的必由之路。
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是愚民。政治野心家通过愚民的拥护，建立了极权主义国家。正如黑格尔所说，“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并不是暴君而是愚民。一个国家愚民过半，一定是个专制国家。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
分析德国希特勒上台，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德国人民要对所发生的事情来负责。因为他们并不热爱自由，相反认为自由是一种可以完全忽视的形式（因为这样的理由实际上就成为一种对他们的忽视）。尽管遇到残酷的幻灭，在新的恐怖的制约下，他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的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更幸福。而正是这个政权的巨大组织，对他们实施欺骗、麻痹和残害。很长时间以来，智性和道德标准衰败到如此之低，以至于完全不能调动一次精神上的真正提升。而同时，在一个贬值了的国家中，他们却陶醉在代表一个新国家的感觉当中，一个的确是贬值了的世界。托马斯·曼的这段话，把“德国”两个字换成“中国”，完全概括了当下中国大陆人民的集体社会心理状态。
极权主义国家用利诱撑起它的权力和金钱拜物教。说大陆中国人完全没有所信之物，并不客观。大陆中国人，有的是世俗的物质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缺乏的是超自然的信仰，对上帝的信仰。
秦以后的专制文化是产生愚民的文化。中国大陆有大批被几千年专制皇权驯服和熏陶、逆来顺受的良民，只要还不饿死，甚至就是饿死也不敢反抗。六十年前的那场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种粮的农民，但国内仍是一片大好形势，河清海晏。毛泽东和吃着特供的官员们，肉照吃，舞照跳，而被堵在家里不准出门逃命要饭的饥民，活活饿死了数千万。
饥饿是毛泽东发明的最有效的洗脑术。当人处于极度饥饿时，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类的一切尊严和自我意识，都被慢慢消弭。把人推到死亡的边缘，让人在饥饿状态慢慢消耗体力，慢慢死亡，慢慢丧失自我，从而失去反抗意识，接受死亡和一切命运。这种从死亡线上挣扎而活过来的人，大脑受到损害，完成洗脑的过程——这是一种不用毒气的屠杀，是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更残忍的集体大屠杀。被洗脑后的脑残与医学中的脑外伤后遗症（post-traumatic brain syndrome）情形类似。脑外伤病人在恢复期以后，长期存在自主神经功能失调或精神性症状。洗脑后遗症也是一种生理现象加精神现象。被洗脑的人很难回到洗脑前的状态。
身体饥饿加上精神饥饿是制造愚民的两个基本手段。愚蠢是谎言熏陶的结果。朋霍费尔指出：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愚蠢的行为是个人的心理烙印决定的选择，跟身处何处没有直接的关系。今天海外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愚蠢的五毛，证明了这种观点。
朋霍费尔还说，“愚蠢的人不可能真正善良，因为愚蠢的人，是非对错不分，奉恶魔如父母，视良知如仇寇。愚蠢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救药的恶。”他们是非不分，良恶不分，把给亿万人民造成灾难和痛苦的毛泽东奉为神明叩拜。容忍一个把人民视为仇寇的政权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恶行？
中国产生愚民的另一个土壤是“官僚终生制”。当官僚成为一种具有权威的职业，由官僚金字塔形成的心理阶梯，必然造成智慧递减现象。这个阶梯的底层就是一群愚民。中国大陆，从最高领导人到底层的官僚，到低端人口，由于没有信仰，眼睛中只有今生今世，为了获得物资财富，可以抛弃一切做人的底线。他们的愚蠢对社会的破坏力，在没有爆发之前，是对所有人包括自己都具有破坏性的“隐性暴力”。
愚民与暴民只有一步之隔。暴民之为暴民，乃是因为愚蠢发作。朋霍费尔说：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
中华文化是产生暴民的文化。因为没有对拯救灵魂的上帝的信仰，中国人的灵魂在受到几千年皇权专制的荼毒后，近几十年又受到物质主义的荼毒。物质主义的信奉者只相信追求物质给人带来的肉体上的快乐。密尔把幸福区分为高低两个层次：知识和道德上的幸福和物质或肉体上的幸福。密尔说：“宁做不满的人类，不做满足的猪猡；宁做不满的苏格拉底，不做满足的蠢人；如果蠢人或猪猡有相悖的观点，那是因爲它们只看到问题中事关他们自己的那一面。”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把追求物质幸福作为生命的终极的目的，就会出现今天中国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和不断突破道德底线。达不到目的的人和达到目的的人的矛盾，造出了当代中国人的个体反社会人格和集体互害社会心理。改革开放造成的城市破坏、制度破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改革，制造整体性道德沦丧。社会和经济动乱，社会解体，通过没有上帝、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群体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发生。这就是“火山现象”。社会动乱，要有相当数量的愤怒的暴民的积极参与。当愤怒的人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动乱倚马可待。
暴民文化的基础是对权力的崇拜。中国的制度基于权力至上的理念。权力至上是一种文化，它不局限于官场，而是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造成平民百姓也信奉权力，而不是讲道理、守规则。权力至上文化衍生恃强凌弱、欺软怕硬、不尊重弱者的习惯。
崇尚权力至上和实力的人民视权力为他们的命根子，他们会为权力的获取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在社会秩序产生松动或瓦解的时候，人民就转身成为暴民。暴民是现有政权培养出来的掘墓人。这些暴民在旧制度的旧秩序还存在的时候，可以是一只或一群温顺的羊。一旦旧秩序瓦解，在旧秩序消亡、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权力真空期间，人性的恶会因为没有上帝的约束而呈几何级数发酵。平常十分温顺的人，一眨眼就成了“恶魔”。
在这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大变动的形势下，大多数人要么做愚民，要么被暴民。
只有那些摆脱愚昧的人才能够跳出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不做愚民、不被暴民的命运。摆脱愚昧，做个赢家，需要超前的智慧。只有秉持坚定信仰的人可以预见到未来的国势、国运。
來源：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