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鹏
愈来愈多人知道，中国商周以来，祭拜上帝就一直是中国的国家宗教。对这最高的神，中国商朝称帝或上帝，周朝多称皇天，同时也称上天、天、帝、上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等。明清所建最大的祭坛，北京天坛祈年殿中神位，名称为“皇天上帝”。
中国三千多年君权史，君权天授是合法性来源。君王称天子，垄断上天祭祀，诸侯官僚百姓皆无权祭天。民间虽然缺少天崇拜宗教，但也留有天信仰痕迹，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天由命”、“天理不容”等等。
孔子信天命畏天命。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名言，表达的是天命选择的观念。
上天选择天子，天子敬天保民，这是中国最主流的合法性政治叙事。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即有君王祭祀上帝的传统，三千多年很少中断，这是中国的大传统。真正中断的历史，距离我们今天其实不到一百年。
中国古代信奉的这个上帝，这个上天，是《圣经》中那位God吗？这是个大问题。
不少基督徒认为，中国古代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他们这么想，不奇怪。基督徒以耶稣为上帝，中国古代的上帝，当然不是耶稣。耶稣生于公元年，这之前中国人敬拜上帝已二千多年。若以耶稣道成肉身论，道与上帝同在，道永恒自在，那么中国人敬奉的上天之道，与耶稣之道是什么关系，这是可以探讨的神学问题。
中国古代的上帝不是肉身的耶稣，那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圣经》“旧约”中的那位上帝呢？那位犹太教用“YHWH”（不发音）来指称，基督教称为耶和华的至上神呢？
甲骨文专家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胡厚宣等人对殷墟甲骨文中上帝的特征进行过专门研究。胡厚宣在《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历史研究》，1995年9期）一文中认为：
商人相信帝的权能极大，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都供帝驱使。由于相信上帝， 所以在甲骨卜辞中有很多关于帝与风云雷电，帝与农业收成， 帝与城邑建筑，帝与方国征伐，帝能降人间以福祸，帝能保佑作崇于殷王，帝可以发号施令等内容的记载。
胡厚宣（1911～1995年） 甲骨学家、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来熏阁书店，1951年）、《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来熏阁书店，1951年）、《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甲骨续存》（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以及《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论著目》。
如果按照胡厚宣先生总结的商人敬奉的至上神上帝的这些特征，我们确实可以说，这与《圣经》“旧约”中的God特征非常相似。郭沫若更直接地说：
殷商至上神与以色列人的神——上帝完全一致。（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82年）
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细心的人会知道，商王向上帝献祭，请求祖先在天之灵向上帝祈求，但甲骨文中缺少商王与上帝直接交流的记录。这与《圣经》“旧约”上帝直接对犹太先知下命令，有深刻的差别。但是，这种人与上帝深远的隔离，到周朝《诗经･皇矣》即有新的迹象，上帝降临人间，与人对话了：“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上帝命令周文王，要怀有明德，不放纵声色，不滥用刑戮，不仰仗自己的知识，惟顺从上帝的法则。
人向上帝献祭，上帝介入历史，惟德是辅，选择有德之君，罢除缺德之王，决定国运的兴衰。周朝的执政哲学，就是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祈天保佑。
也许，正是感到中国古代的上帝、上天与《圣经》中的God有相似之处，所以明朝以来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决定用上帝来翻译《圣经》的God，结果上帝就逐渐成了基督教至上神的专用术语。
中国人心中曾有上帝，中国心智可认识上帝。也许，我们可猜测，各文明民族对造物主的感知，有近似的地方。文明的不同，是对同一至高对象的感知程度不同，记录方式不同。如同攀登珠峰，不同登山者在不同季节沿不同路径攀登。登顶者之间很容易沟通，但他们留下的攀登记录和感受不同，造成他们追随者之间的分歧。
各教派当然有深浅高低之分，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有善恶真假之别，不承认这一点即是虚伪。但在各教都可能同意的共同点上，我们似乎更能看到生命之泉，更能看到造物主之光。正教本同源，同归一个造物主。
中国思想史上，在天人之际立言的思想家，有老子和孔子，他们是中国式先知。中国历史上，没有类似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叙事。也许可以概括说，中国精神史上，有上帝无耶稣。这是不是说中国人可以接受耶和华而非耶稣呢？不是。中国精神史上有上帝，但上帝很遥远，所以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永远的梦。中国精神史上无耶稣，但耶稣很近。
也许，中国精神所缺的，正是耶稣这个环节，这个走近上帝的环节。千年天人分离孤寂的解决，应当就在这环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