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

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无耻无底线于人心，是历代王朝灭亡之根源。——顾炎武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包含着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所有的王朝都逃不过兴衰更替，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而文化中国贯数千年，穿几百世，绵绵瓜瓞，凝然而成举世华夏文明江山。

在中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的封建社会里，出门远行，即使有驴马做腿，满目荒野和道路崎岖艰难困苦，平民百姓视为畏途，也不是士大夫的生活常态。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穷家富路等俗语的流传，将旅行之艰辛浓缩其中。中华诗词文牍中颇多赠别忆往、羁旅怀乡之作，恰恰是祖辈安土重迁观念的折映。

当然也有例外，人们熟知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遍游山川的李太白，寄意河渠、文笔清丽的逦道元，壮游山野、风神超拔的徐霞客，也熟悉包括辛稼轩、柳子厚、苏东坡在内的一干饱学清流之士被流放生涯。他们一生之所以流连寄情于山水，大抵是理想、抱负与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得志不如意有关。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共有特点是一旦理想遭到打击，就将政治上的失意、幽愤寄情于古人或者山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人生可谓殊途同归，然而，人世间还有另一种旅程，它既不是因仕途失意而散发扁舟，也不是因俗务烦恼而醉心林泉；既不是单纯、孤立的科学考察，更不能带来现实的财富、地位以及任何利益——恰恰相反，它往往伴随着难以想象的危险和艰辛，在学术上谆谆苦研，追求文章经世致用的信念，历尽艰险但他们却义无反顾；安贫而乐道，将生死置之度外，其伟岸的人格、傲然风骨不朽的文章，始终屹立在中华文明的文化史册中。

这是历史上名符其实的文化苦旅。中国历代著名史学家不少，但能矗立于这个行列的却实在不多。司马迁是名符其实的一个，再就是顾炎武。

封建科举越千年，贯穿着读书人光宗耀祖梦。当唐太宗开科举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一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兴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天壤转换，道出了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真谛。成于科举能成就皇权的左膀右臂，败于科举又能淬炼出文化大师。吴承恩、曹雪芹、徐渭、顾炎武莫不如是。

生于书香门第饱读诗书的顾炎武14岁考进了昆山县的官学，取得了秀才的资格。成为秀才后却屡试不中，被折磨了13年。正是这13年，使顾炎武幡然醒悟，不能再钻这条死胡同了，由此萌发了他“经学致世”另辟新径之思想。后来他在题为《生员论》的文章中指出，科举制度、八股时文，使读书人“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这是“败坏天下之人材”。 “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只有“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

明亡清兴的改朝换代，天下大乱，人心惶惶，大有亡天下之势。汉族士大夫颇有以气节相尚者，顾炎武是杰出代表。他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参加抗清反清，伙同友人转战于南京、镇江、常熟等地。在昆山保卫战中，顾炎武和好友归庄、吴其沆等人都直接参战。昆山城破，吴其沆英勇牺牲，顾炎武的两个弟弟也遭杀害，顾炎武生母何氏遭清军断去右臂，嗣母王氏绝食而亡，遗命顾炎武终身不得事清。亲眼目睹如此深重国仇家恨，眼看无力回天，他暗下决心，誓不对清朝屈服，要为抗清而奔走四方，作一个不屈的抵抗者，自我流放于孤寂的旅途中，历经十多年游隐抗清艰难险阻而终不悔，这也是他后来屡次三番拒绝清朝召他出仕为官的根本原因。

真是“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

明王朝的覆灭，催生了一批卓越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巨匠。经历过社会大动荡，他们沉痛地总结历史特别是明亡的历史，得出了发人匮醒的论断，罪恶源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当顾炎武义无反顾地踏上骑驴走天下图谋以文治国大业之后，一路兴亡慨叹，一路细考穷研。他痛感明人学风空疏，玄谈心性，而不知攻守经略、农桑河漕的弊端，决心为民族复兴、为学术发展而身体力行，“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天地有肝胆，江山阅鬓华”；“马背上望夕阳，渡口边迎晓月”。

顾炎武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旅行家，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正是要通过在“四海”的实际考察，去探求历史兴亡变迁的原因。他特别留意同历史、尤其是眼前的社会大变动有关的地方。外出必随身用马骡子装书。到了险要的地方，他会向退休的差役询问这里的详细情况。有的与平时听说的不一样，就在附近街市中的客店对着书进行核对校正。有时直接走过平原旷野，没有值得什么留意的，就在马背上默读各种经典著作的注解疏证。

十几年间，他独自一人，考察国计民生状况，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甚至西北等地，“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致力于学术研究，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

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须发花白的顾炎武深入地僻人荒，岭谷交错，黄土茫茫的西北高原，用马骡装驮着书卷，踽踽独行。年逾六旬的他在山西全面整理了从二十七岁起所辛勤编写有关经济和地理方面的史料文稿，以《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为书名，分别归类，一共编成四十多册。二十多年来，他刻苦研究古代音韵学的专著《音学五书》，经过历年来反复认真的修改，也已接近完成，并开始了生平最主要的著作《日知录》的撰写。

该书是顾氏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且新见迭出，发前人未发之覆。顾氏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其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该书影响深远，确如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价，“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这部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

顾氏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为实战派，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的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

他不讳言“财”“利”，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的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因此，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成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口号，成为数百年来激励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而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达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豁然表达了他对整个国家民族怀着高度的挚爱。

定居西北后，顾炎武已年逾七旬，长期流亡不定的生活，使他的身体日渐衰弱。1681年8月，顾炎武由陕西华阴来到山西曲沃，不幸染病。在病中，他依然“念兹在兹”国计民生。他给在朝中做官的一位友人写了一封信，如实的介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疾苦，建议对陕西一带的赋税改征收银钱为实物，并将征收的粮食存入官仓，待来年青黄不接之时粜给缺粮的人民。他在信中还写了这么一段励志自勉的话：“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指人民)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

顾炎武梳理历史，认为无耻无底线于人心，是历代王朝灭亡之根源，他确信改良社会，是学者的天职，极力倡导教人竖起极坚强的意志抵抗恶社会，最低限度，要个人不至于与流俗同化，进一步，还要用个人心力改造社会。读完全篇，深深为之叹服。他一生说行，皆是以此为标准，把这种理想脚踏实地贯穿始终，其人格学问，几至完美。

顾炎武：无耻无底线于人心，是历代王朝灭亡之根源！

他曾在《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诗中道：“自笑漂萍垂老客，独骑羸马上关西。”

这是怎样令人敬仰脚踏实地史学巨匠苦旅，这该需要何等家国情怀的毅力和信念支撑！“ 清学开山”始祖是这样炼成！

顾炎武辞世前曾在一首题为《精卫》的诗中，把自己比作衔木填海的精卫鸟。这既表达了他坚持操守，不向清王朝届服的决心，也宣示了他执着的为谋求经国济世而努力的志向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乌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的确，他就象精卫鸟衔木填海直至于死一样，为了探索经国济民之道，孜孜以求，“死而后已”。

顾炎武逝去已是400余年，400年对历史只是眨眼瞬间。如今，他所苦苦行走的为之献身的大地上，早已步入他无法想象的舒适旅行时代，笔者脑海里却总是浮现着顾炎武的身影，那才是真正的文化苦旅啊！

几十年的亲顾之旅，大半生炼狱般的文化苦旅，面对他的凝重文字，我们除了敬重、骄傲，还应该为自己侈谈“文化”“历史”而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