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游牧民與唐帝國》：破解虛構的中華民族國家論

日本东洋史学者森安孝夫原于2007年出版之《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张雅婷译，森安孝夫著《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台北八旗出版社，2019年初版），本书视野宏大、立论详实，本书作者森安孝夫是日本知名东洋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前伊斯兰时期的中央欧亚大陆史，其治学之一大特色，在于善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蒙古高原之古代突厥语碑文以及相关汉籍等多语种史料。

本书作者森安孝夫强调他的写作立场：第一是打破虚构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第二是扬弃以汉族为主的「大中华中心主义」史观，因为这种史观无视于古代欧亚大陆东部是多人种、多语言、多文化的世界。

由于这种独特的「以史料为基础，破解民族与国家意识操弄」的角度，对于我们这种读「中华中心主义历史」长大的一代，非常醍醐灌顶。

书中独特的视野，就是不以汉人的中华本位主义，而是以中央欧亚本位，去观察拓拔李氏唐朝的历史，以突厥各族都称为唐朝为“拓拔”（Tabγač）等作为切入点，质疑唐朝的“中华正统”。

「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而唐朝李家，就是鲜卑的「拓拔部」出身，应该称为「鲜卑族王朝」或「拓跋国家」，这些称呼，都有文献史料为证。

拓跋国家使用汉字，并不能这样就把他们归类为中华民族或中国，因为文字的挪用，是文明交流时，非常常见的现象。不然，全世界讲英文的国家，难道都是大英民族，或「英国固有领地」吗？

唐帝国与突厥、回鹘、吐蕃始终属“敌国”关系，这些帝国、王国、部落等，都是足以和唐朝匹敌的对手，而非汉人典籍内所书的“册封”。

「张骞通西域」是中华中心的奇怪词汇。事实上整个中亚地区当年已经非常富庶，张骞只是走进这个网络中，并在回国后藉由资讯的传递，促成汉朝更重视与「西域」的商贸交流，但无论如何，西域不是他通的，人家本来就很热闹。

「西域」并非边陲，也并非只有丝路「连接」，而是热闹的商业网路中心。形成于半农半牧地区，多种生活形态与文化势力频繁互动，造就了多样性与交易系统。丝路商业地区，或更广的「中央欧亚」，因为贸易的关系，汇聚了巨大的财富。加上产马，是当年的高速移动工具、资讯传递工具与战争工具，相当于今天的高铁、网际网路加上战斗机，三合一。这群游牧民，做生意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几乎都演变成很有实力的商人兼武人。其中曾被遗忘在历史中，但随着史料出土，逐渐被重新认识的，就是「粟特人」。

更为出色的，则是以游牧民族角度，去写安史之乱，即指出因为技术的进步，骑兵的游牧民族，在之后近五百年时间横扫欧亚大陆各个以农立国的帝国，正是这种技术转变的结果，而非传统史观的所谓“治乱兴衰”，把之视为天命的什么“久分必合，久合必分”。

「安史之乱」这个词是站在「给政权涂脂抹粉」的观点，所给的负面词汇。但事实上他代表的是这群「粟特人」，有了钱、有了武力，并学会了行政管理后，一连串崛起趋势的第一波，从「游牧骑马民族」准备过渡到「中央欧亚型国家的优势时代」。之后的蒙古人成吉思汗，也在这个脉络底下。安禄山只是早了点，时机未到，没有成功。

实际上，「安史之乱连带影响了在十世纪前后发生、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走向」，是辽帝国、五代沙陀系王朝、西夏王国等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先驱。

「安史之乱」最后的平定不是靠唐朝自己，而是北方的回鹘军队。再次确认了当时「中央欧亚」才是决定性的力量。从唐朝请求援军的文书也可看出，回鹘并非臣属国，而是强势力量。

本书多处提示粟特文明为中央欧亚大陆整体所留下的深远遗产，如就文字书写系统而言，粟特、回鹘、蒙古、满洲实际上可说是一脉相承。从更为广阔的世界史视野来说，粟特文的渊源又可以被上溯至叙利亚文、阿拉米字母乃至腓尼基字母，从而我们可以画出如下的中央欧亚文明的书写系统谱系：腓尼基字母＞阿拉米字母＞叙利亚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由此可见，粟特文明在书写系统上，上接叙利亚文，下启回鹘文，对于整个中央欧亚大陆的文字发展扮演着承先启后的历史角色。

森安对粟特国际网络的商业、情报与军事意义，具有系统而富原创性的阐释，并且提到柔然、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乃至于作为拓跋国家的唐朝对粟特网络的运用。

森安在本书中精辟地指出，因为粟特人摩尼教网络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情报力，回鹘牟羽可汗于安史之乱后改宗摩尼教，九世纪时回鹘更进一步尊摩尼教为国教。在回鹘施压下，唐帝国境内几个大都市设立摩尼教寺院，与回鹘合作的粟特商人就将这些寺院作为旅店、仓库、银行来使用。

就更深远的历史维度而言，摩尼教对于回鹘帝国的发展，是否与藏传佛教对于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的建构具有可比性？

祆教萨保、摩尼教拂多诞、藏传佛教喇嘛、伊斯兰教和卓在帝国的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具有相似的历史轨迹？要回答上述问题并进一步建构比较帝国史的理论框架，推动“跨断代、超地域的协同研究”，应是有识之士所要努力的目标。

中华中心史观，其实是汉人中心主义，只是披上一个包容多民族的假外衣。但真正的中华中心文化，排外性格非常强，尤其宋朝。

森安孝夫认为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至于北汉、北宋的建国者们皆出于沙陀部的军人，并称这些国家为沙陀系王朝。

由于民族主义对窜改历史以至对大家的洗脑，都是非常彻底的；每一次要讨论这些问题，必须先提醒大家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民族主义，即要建立以民族为本位的国家，其实是来自唐朝灭亡近千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在此之前，只有皇朝，没有国家；因此异族作为君主，从来都不是什么问题；因此唐朝来自拓拔家的帝国，不会影响其作为“中国地区”的皇帝的身份问题，但更不能因此把“唐朝”就当成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

举例说，英国今日的皇室，在一次大战才“本土化”改名为温莎皇朝，而摆脱本身出自德意志诸候萨克森—科堡（Saxe-Coburg），以至较早前的汉诺威（Hannover）；再早之前，奠定之后英格兰一千年历史的征服者威廉（1066），在登陆时的爵位，正是法兰西的诺曼第公爵，因此异族入主一个帝国或王国，取得该国的王位，其王室本身并不是重点，原因就是当年根本没有民族主义；出问题的，其实是后代受到民族主义洗脑式的影响，如把狮心王查理视为“英国民族英雄”，或把唐太宗李世民视为“中国民族英雄”，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然而本书揭破的神话，即在于把古代皇朝视为今日民族国家以往的历史，然后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套用在古代的皇朝，再把古代大帝国所征服疆域，视之为“自古以来”的“神圣领土”。

作者大概也知道，自己的言论可能会伤到很多人的玻璃心。所以在序章先提了，他认为历史书写分三种：理科类历史学、文科类历史学、历史小说。扎实的文献破译、出土文物、考证出来的数据，这都千真万确，属于「理科类历史学」，事实就在那里。但由于史料不会完整，藉由这些真实史料，根据理性逻辑与学术良心去推论，这是「文科类历史学」。

在 2015 年出文库版时，作者写了后记。其中，对于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明说，里头罗列的证据，「理科类历史学」，如果有错，他有义务作更正。从这位「对狂热的民族论述谎言很敏感的作者」身上，曾受中华教育的我们，能获得许多突破自己的思考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