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芦笛
“歌颂领袖歌颂党，
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这首歌是文革初期高干子弟红卫兵作的。世上自有人类以来，恐怕还从未有过这样响彻云霄的“马屁赞美诗”。不仅拍马者气壮山河地向全世界宣告他们要响亮清脆地拍领袖拍党的马屁，而且还阴森森地警告那些胆敢不拍的人。果然，在1966年的7－9月间，光北京市一地，大约就有六七千被疑为拍马不力的人快马加鞭地去见了阎王。大概就是为此，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借萧大侠的口解释为什么“星宿派”尽是奴才：“这些人也不都是天生这般，只因在星宿老怪门下，若不吹牛拍马，便难以活命。”
然而金大侠只看到了冰山一角。上面那首歌，只要改动几个字，便是今日咱们的《马屁邦宣言》：
“歌颂民族歌颂国，
国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国不好，
马上吐他一身痰！”
这接受痰浴虽然难堪，跟“见阎王”的待遇可就是好到没法儿说了。想当初白桦老的《苦恋》中的英雄只不过说了一句：“我爱祖国，可祖国不爱我”，马上就经受了漫天口痰的洗礼。尽管如此，他老人家以后还照样出书。老芦不过是个无名小卒，然而在网上公开暴露国与民的丑恶的激烈与广泛却远远过之，至今一身“驴皮”却仍然健在。压力骤减之后，反倒出了更多的奴才，几乎有些“全民皆奴”的架式，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海外人没有在大陆生活的亲身体验，总以为那是一个充满血腥的恐怖世界，政权完全是靠暴力维持的。这当然大致不错，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更是如此。然而共产政权的最可怕之处，是它造成了一种自愿基础上的暴政。不管它怎样倒行逆施，其政策基本上还是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戴的。极而言之：假设敬爱的江总明天突然痰迷心窍，丧失理智，按下红色电钮以核导弹攻击洛杉矶，全国人民闻讯后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大喜若狂，立即涌上街头盛大庆祝，决不会有几个人想到那黑压压如蝗虫般遮天蔽日的集束导弹正向他们的头上飞来，瞬息内就将把他们炸上九天，而“中国”这个名词就此将成为历史。
中共长治久安的奥秘，是它对人民那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思想控制，亦即以意识形态治国，靠洗脑将百姓化作自觉自愿的奴才，实行最有效的“心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共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发扬光大者，是洞察国情民俗的统治者。而国民党之所以在中国垮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参透这一套，反而想学习西方，以进口来的法治代替传统的“心治”，造成国民思想混乱脱序，从而迅速垮杆。
这种“心治”的威力，从古代中国的组织方式上就可以看出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从来就不适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古代中国的国家机器简单至极：除非遭逢战乱或在边境地区，很少或基本没有常备军；没有警察队伍（第一只警察队伍是晚清宪政运动时期由袁世凯建立的）；除了唐朝的某些时期和明朝那个反常的疯狂的朝代，没有监控人民的特务组织如公安部和国安部；没有管制意识形态和出版发行的中宣部；基层的法庭和监狱就由县衙门一手包办。一个县就那么一个县太爷，连个副职都没有，手下有两三个文吏和一小撮衙役，其机构比今天一个两三百人的工厂的“领导班子”还简单。然而就是靠这种原始简陋的机构，一个王朝竟然动不动就能维持几百年，直到异族入侵或人口超载造成的大乱倾覆了它为止。
维持这种社会的强力粘合剂，我在《中国ＡＢＣ：千年活化石》已经讲过，主要是皇帝与士绅阶级的强大联盟、牢笼人才的科举制度、以及通过洗脑形成的全民族奴才心态。这最后一条特别重要，北宋宰相赵普夸口说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话虽夸张，却一语道破实质。
在那种社会里，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被父母、师长、朋友和他所接触到的一切人、读到的一切读物、听到的所有故事、看到的一切戏剧反复告知：上下尊卑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幼对长、女对男、民对官、臣对君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绝无自身的任何权利，哪怕是君主残暴昏庸，胡作非为，作为臣子能做的，顶多也就是“文死谏”：不顾刀锯加身，命在旦夕，都要伏地大恸，苦苦哀求皇上改过自新，免得葬送了祖宗百战得之的基业……一个人生长在那种社会里，除了自觉自愿地作奴才外，又还有什么能为？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是“天安”、“地安”、“广安”、“永定”，那才是真真见了鬼！
然而比起共产社会来，封建社会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倍。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拍马”和“吹牛”从来不是它的国策，相反，君王们一直被反复告诫要“亲贤臣，远小人”，警惕那些吹牛拍马的无耻小人。从来没人假定过皇帝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相反，检验忠臣的尺度，就是看他能不能、敢不敢在皇帝犯错误时冒死进谏。从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直到明武、神宗等等，暴君昏君们都备受历史的鞭笞，被用作“反面教员”来惩戒、教育新一代的皇帝，而从比干、屈原直到方孝孺、海瑞那些死谏的忠臣，都被当做流芳百世的榜样，供臣子们学习。
相比之下，中共的统治是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反动的时期，人民丧失自由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后毛时代虽然有了天翻地覆的进步，然而比起封建社会还是远远不如。最主要的是，后毛政权继承了毛共的作法，把拍马屁、吹牛皮定为根本国策，不仅将此当作国民的义务，而且将它当成检测臣民忠诚度和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
历史上还从没一个统治者无耻到如同中共那样，以它能够动员起来的一切资源和人力，诱导和强迫公民去热爱和歌颂当局本身以及它指定的东西。任何东西只要一经钦定为热爱对象，所有的人都只能说好，不许说坏。他们不仅让蒙童学会写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学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让无耻文棍文痞编的马屁诗文、马屁歌曲、马屁电影戏剧成为人民唯一能见到的东西，而且竟然坦然自居全知全能、决不会错的上帝，连封建道统提倡鼓励的忠臣进谏都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百万忠谏的“右派”被打入地狱，是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仅见的奇观。哪怕到了最开明的邓时代，九百多万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也仍然放不下“御史”刘宾雁的一张书桌！
在过去，凡有天灾人祸，哪怕是小到天上冒出来个彗星，皇帝都要栗栗危惧，以为是他本人失德无道，招致天象示警，吓得魂不附体，赶快下“罪己诏”，减膳撤乐，思过纳谏，蠲赋舒民。在如今，伟大领袖高吟“秦皇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以开天辟地的大手笔书写历史纪录，创造了风调雨顺的太平年月中饿死三、四千万人的空前奇迹，压倒了古往今来一切暴君昏君治下的暴政的总和。这样的暴君昏君却从未受过象封建时代那样的谴责。相反，他的神象却至今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尸体供在神庙中供万民瞻仰，至今还有孤臣孽子不断在网上为他招魂。仅此一端，就足见中国退化了多少年。
如今伟光正已经烂成了一具骷髅，神象上的金粉已剥脱无余。便愚昧如中国人，也能看穿那其实是“伟贪偷光正红”。要再逼著群奴如往日一般山呼万岁，便喊出来也是无精打彩，有气无力。然而人家有的是办法。戏法仍旧，包装不同。旧瓶里灌上新尿，便如“孔府家酒”一般让奴才们沉沉如堕透骨醉，昏昏似犯失心疯。这戏法之简单，恰与它的神奇效果形成巨大的反衬。伟光正做的，不过是把神坛上供的“党”、“领袖”换作“国家”、“民族”，於是党和领袖就此变成了国家和民族，而一个对党对领袖颇有腹诽、甚至极度不满的人，竟尔也就突然变成了誓死捍卫党和领袖的忠实奴才。这把戏的心理学原理，说穿了一钱不值：把神位上的名字改成了国家和民族，每个奴才便以为那供的就是他自己，恍惚间魂魄就飘了上去死死黏住，便用九头牛也拉不开。从此，奴才便以为成了主子，以主人公的英雄气慨去英勇捍卫主子，却自始至终以为是在捍卫自己的神圣尊严，甚至变得比主子还激进还左，埋怨主子捍卫“国威”不如奴才那样坚决。拍主子的马屁，却错认是拍自己的马屁，将胆敢不跟著自己拍的人视为个人的仇敌，端的是“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
这种劣等障眼法居然有此神奇之功，只能说明中华民族那举世无双的愚昧。无边愚蠢依然在，只是招牌改。问君糊涂有多稠？恰似一塘污水无处流！（注：“糊涂”乃北方人对面粥之称谓）。
犹记驻南使馆被炸，某老友一大早便登家门，气愤愤地告诉了我那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消息，便是他家被炸恐怕也不会那么义愤填膺。我实在纳闷：那个国是他的国么？那个国家的领袖和政府是他选出来的么？如果他家被炸，敢问使馆的人会劳动玉趾光降、哪怕是假惺惺地问候一番么？如果他老兄被中东恐怖分子绑作人质，敢问咱们的政府会象人家老美的政府一样去拼死救援么？
60年代印尼排华，杀的中国人比南京大屠杀还多；80年代越南排华，太平洋、印度洋里漂的净是中国船民；90年代印尼再次排华，无数炎黄子孙被杀被奸。中国人一次又一次血溅异域、走投无路、求告无门，有哪一次党国如同现在这些奴才这般悲愤？有哪一次使馆伸出救援之手？60年代党国把撤回来的少数侨胞悉数充军到农场；80年代党国诡称中国船民是“越南难民”而见死不救；90年代党国庄严声明印尼排华屠华是人家行使神圣主权。如此党国，也配得上奴才们如此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热脸贴冷屁股地去热爱、去效忠么？这种拍马功，犯的究竟是哪一门子贱？
同胞给老美炸死了，当然是令人难受的事。然而六四死的人又如何？同样是人，莫非作了外交官员就不能死，当了百姓就可以随便杀？老实说，我对使馆从无好印象，记忆中，那是个城隍庙，里面净是牛头马面晚娘脸，让我受尽了窝囊气，花够了冤枉钱。比起来，六四死难同胞更让人痛悼。何况国人的愤怒似乎主要还是因为丢了脸，与人命损失其实没有什么相干。
据老舍先生，当年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最热衷的体育运动，便是隔三差五地把中国使馆的官员揪出来痛打一顿。八十年前的中国人有这种见识，如今的中国人反倒没有了。使馆渎职，对同胞见死不救没人谴责，使馆被炸，倒有无数孝子哭声震野。这“官”与“民”的待遇，在奴才心目中就是判若云泥。
最滑稽的是每逢鬼子在人权问题上杯葛中共，奴才们便要跳出来揎拳掳袖。这爱国爱到不识好歹，真是使人丧尽人性。要说丢脸，那是政府丢脸，与你草民百姓什么相干？人家正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关怀，才冒著开罪中共、影响贸易投资、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去向中共抗议。这正如某家的孩子被家长往死里打，路人看不下去出面制止一般，结果那孩子却将好心的干涉者视作杀父大仇，发誓今后要去手刃仇家的满门！宁受“自己人”的主子的百般糟践，决不容好心的异族打抱不平，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受虐狂？
记得范似栋先生说过，所谓国家，对于个人就如同一个公司一般。上帝并没有规定一个人必须爱他的公司。如果这个公司待遇不错，当然可以呆下去，如果你觉得受了委屈，拍屁股走人也是合乎人情天理。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感情，不是什么由当局规定的国民的首要义务。如果党国象厚待敬爱的江总那样宠爱你，你当然可以象敬爱的江总那样热爱它（特别是它的国库）。如果党国象收拾吴弘达似的折腾你，你也就有足够的理由象吴某人那样去报复它（当然使的应该是正当手段）。
两千年前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两千年后爱国志士们说：“党国残民如粪土，人民爱国如爹娘。”“宁作家奴，必恨友邦。”“量中华之物力，结党国之欢心。”现代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委实也太特别了一点。
不幸的是，制造奴才的过程如同制造“虎王坦克”的百炼精钢。奴才一旦炼成，除非挨了穿甲弹，要改变是再也休想。所以，我明知以上的话都是白说，唯一的效果是招来一身痰，却还是要催思运神写这篇文章，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俯首甘为民族奴”的受虐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