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斯羅普於1630年在馬薩諸塞傳道時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巔，是不能隱藏的。……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將成為一座山巔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著我們。因此如果我們在我們所作的這件事上對我們的上帝虛妄……我們將成為全世界的傳說和笑柄。我們將使敵人開口說毀謗上帝道路的話。」
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制度。文化決定制度。文化的核心是信仰，然後才是習俗和制度。
中國文化，普遍而言是信人信鬼不信神，信人主要是仰賴權勢和財富，也有信人裝神弄鬼的。祖先崇拜則是信鬼。
信人信鬼不信神，決定了中國的文化內核和制度基因。也決定了中國文化土壤的性質。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曾說：「一個自由的民族會有一個救星出來；而一個被奴役的民族只會有另一個壓迫者到來。」
對比美國的華盛頓和中國的毛澤東，這句話極具預言性。
美國立國之前就意識到這裡將是榮耀上帝的山巔之城，是神的應許之地。
中國遠古被稱為神州，先秦就存在上帝信仰，卻逐漸背離神，以人欲不斷輪迴毀滅之路。
要證實上帝存在，既需要一個正向的例子，也需要一個反向例子。正反例子的演化，就是要證實，上帝之下，圍繞神建立的理性秩序才是人間正道。
以下為《美國秩序的根基》文摘，作者：拉塞爾·科克，譯者：張大軍
「美国人对法律神圣性的理解更多继承自以色列，而不是罗马的法律专家。正义有特定的基本原则，它们源自上帝赋予人的本性，法律是尽其可能地实现这些原则的手段。…有关人的罪性以及需要法律约束每个人的意志和欲望的信念影响了殖民地时期和合众国时期的立法者们。」
「美国革命者对人及其罪性的看法一般都符合《圣经》的教导，而法国革命者通常试图否定这种基于《圣经》的理解，取而代之的是持理性主义立场的启蒙哲学家所提倡的有关人性良善的乐观教导。美国人人性观的成果是1787年宪法，而法国人性观的后果则是恐怖统治和新的独裁政治。」
「希伯来先知以胜利者的心态保存了对上帝本性的认知：上帝是位格性的，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王——这四项伟大的教义是所有宗教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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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艰难、苦毒和失望的经历所结的果子。在历经人或魔鬼所能想到的所有试炼之后，民族和个人的一切期盼与信念都已崩溃，因此才有了这样的收获…」
「对希伯来先知以及理解先知的希伯来人和犹太人来说，一个人的物理性生存不是存在的目的。希伯来人的“时间”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日日夜夜，而是一个民族在上帝主权下的存在。上帝在时间之外，即使时间是他的创造物：对上帝来说，一个民族的所有历史事件都同时并存。上帝不受“过去”“未来”或“现在”的约束。」
「耶和华已经将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虽然流亡中的犹太人的共同体已经破碎，他们却借着敬拜，从里面感受到上帝存在的现实。对上帝之存在、公义和爱以及上帝之永恒的个人性认知进入到他们生命里面——哪怕就像处在黑暗中的玻璃杯里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认知和这种信心，他们就会全部灭亡。」
「如果无视个人秩序可以给人们带来即期的快乐和好处，那人类为何还要服从这个约定的个人秩序？
这种顺服的最根本原因是：上帝命定了这种秩序，而且这种秩序大大有利于人类。如果有人违背这一秩序，那他就变成不完全人：他与赋予他生命并赐他永恒机会的上帝隔绝。失序是对上帝智慧、公义和爱的拒斥。」
「梭伦说，对最卑微的个体造成的最轻微的伤害是对整部宪法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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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神宙斯是公正的，祸害人类的是人类自己。宙斯查看这一切，他的正义会让作恶者得到报应；确实，他的报应不仅加诸作恶者自己，而且会延及他的子孙和邻居，因为神的大怒会给整个国家带来苦难。」
在梭伦离开雅典的当即，谋私利者就抢着破坏由梭伦改造过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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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僭主的所有其他对手都逃散之际，老迈的梭伦走到集市中，鼓励市民们推翻那位僭主。没有人响应他。他告诉国人，是雅典公民们的愚蠢将雅典卫城再次让渡给庇西特拉图；践踏公义的是人的恶行，而非诸神的恶意。」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谈到某个堕落和暴力时代的这么一个人：“他就像在狂风大雨沙尘暴中躲到墙下面的那个人，眼见同胞充满邪恶，然而，倘能过自己的日子，免受邪恶与不义的玷污，他就感到心满意足，在和平与善意中满怀光明的希望离开这个世界。”那希望是灵魂不朽的希望。」
「在雅典的荣耀被埋葬在叙拉古的乱石堆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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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世俗努力失败了。不过，他在观念上的努力——他确立了现实的象征体系，以上帝作为万物的尺度——在他死后获得了胜利。他无法洁净他的世代，不过，如果柏拉图没有教导那些愿意倾听他的人，他那个世代会更迅速地变得更糟。」
「柏拉图的所有努力都志在恢复秩序：灵魂的秩序和城邦的秩序。他明白，这两种秩序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也不能截然分开。柏拉图著述的核心真理在于他有关灵魂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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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推论说，如果人没有恢复灵魂的秩序，那么国家也不可能恢复秩序。」
「诡辩家普遍将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解释成个人无须为自己的行为向超越的道德权威负责。
与普罗泰戈拉的追随者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定上帝是万物的尺度。这里体现出希腊人最高级别的“存在的飞跃”（leap in being），可与希伯来先知媲美。」
「柏拉图说，人必须让其灵魂的秩序与神圣的律法保持一致，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变得有序。在这方面，柏拉图跟随了梭伦的脚踪，因为后者曾说，想法（doxa）或生命的激情必须因秩序或法律女神的缘故受到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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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拒斥了某些诡辩家认为美德和邪恶无甚差别的观点，而且认定上帝而非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长久存在的理念王国比欲望王国更真实，确证未经检验的生活不值得过，坚称如果人的灵魂失其秩序，社会就变得像一个洞穴或一场沙尘暴。在柏拉图死后很久，他的思想与以色列所获得的启示以及差不多四百年后拿撒勒人耶稣所说的话相结合，开始在远离希腊世界的各民族中间发酵。」
「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死后，城邦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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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褫夺了自由，它们在罗马的和平治下凋零了。灵性逐渐离它们而去，它们的创造力慢慢消失，随之，繁荣褪色，人口萎缩。」
看看香港，对比希腊的城邦，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物。
人性恒常，数千年前希腊城邦的盛衰，和今天东方之珠的毁灭没什么两样。
「到了罗马时代，当圣保罗在这座荣耀之城传道时，人们对他嗤之以鼻，他们相互打听道：“这个小丑是谁？”雅典人逐渐失去相信任何东西的能力，而且保罗只在雅典没有赢得任何改教者。主导古典时代希腊人堕落过程的是诡辩家们狡猾的相对主义，而不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追求至善的神秘洞见。」
「希腊人无法为他们的文明秩序找到某种持久的大众化的宗教支撑，这是城邦世界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基督教教义对个人良心的影响成就了领土和人口比古希腊大很多的美国的民主社会。希腊人的某些突出的远见卓识被融入基督教教义之中…」
「西塞罗认为，罗马衰退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这两个不利因素：除非大多数公民具有良好的德性，否则良善的共同体无法形成；当政治混乱和腐败之时，罗马公民很难坚守旧有的道德。罗马人古老的高尚品格的退化有物质性原因，同时，德性的衰败也加速了共同体政治解体的过程。」
「西塞罗在他的《法律篇》中写道，最高法来自上帝。它的渊源比“成文法或国家的出现”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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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性的法律优于民法或万民法，优于裁判官的判决，优于凯撒或安东尼的命令。国家的法律应该与自然法保持一致，人们可以将执政者的不义诉诸道德真理的永恒法。」
「如果某位独裁者或一群寡头蔑视或推翻一个国家的宪制，那么其命令便不具有真正法律的道德效力。如果国家的暂时主人是没有正义的——也即如果他们的行事有违自然法，拥有正义理性之人就没有服从他们的道德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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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们诉诸于“自然和自然神”（Nature’s God）。」
「上帝指挥万物，良善且富有智慧，无处不在，实际上几乎等同于宇宙。人的责任是查明自然之道，也即上帝命定人当采取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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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主义者认同理性本质，将所有人都视为自己的兄弟，并为他们谋福利。我们人类生下来就是要相互合作的，就像手足。」
「斯多葛派哲学家似乎都生活在高山上——超越了虚荣，对同胞无所求，但富有同情心且乐于助人。斯多葛主义者不抱怨命运的不公，因为那等于指责上帝。他们抛下野心，勤恳履行自己的职责，其目标不是幸福，而是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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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比克泰德说，自由存在于对上帝意志的顺服和对自己欲望的拒斥之中。」
「斯多葛主义是一套高标准、严要求的信念体系，又过于抽象和理智，不能为大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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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圣彼得和圣保罗传到罗马的基督教信仰将使得道德秩序焕然一新，即使它没能拯救那个国家。不过，基督教是启示性宗教，敬拜的是被送上十字架的上帝，而且那将触动人心。」
「晚期的罗马世界在文化上已处于精神贫乏和失序的状态，缺少共同的核心信念。它已被称为死亡的世界：普罗大众已丢失古老的罗马美德，而基督教美德尚未取得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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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无法让他们自己的绝望的灵魂获得秩序，共同体的秩序也就没有办法挽救了。」
「只有承认自己确实是上帝之子，人才能从这种致人死亡的肉体中被拯救出来。」
「柏拉图可以想象良善的形式（Form of the Good）在尊贵和力量上超越了纯粹的存在，却无法将之设想成肉体化身。
柏拉图主义无法提供的东西由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人们应该遵循的一种道成肉身的生存模式以及一种分享永恒生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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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隐约猜测和渴望的东西成了基督教的一项信心满满的教义。」
「那时，罗马帝国的半数人口已认信基督教，而且其他信仰被禁止，可是罗马文明并没有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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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说，罗马衰落的原因是灵魂秩序的匮乏。从本性上说，人渴求秩序…
人生必须要有目的。那么，这种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荣耀上帝，认识上帝，并永远享有上帝。」
「魔鬼的伎俩…欲望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一种形式是贪财，贪恋物质，聚敛财货，由此引发嫉妒、欺诈和暴力。一种是贪权，渴望拥有上帝般的绝对权力，或者取代上帝的位置：想要其他人臣服于自己。第三种是性欲，滥用人类繁衍生殖的恩赐，这是一种不洁的炽热欲望，违抗理性、良心和更高的意志。」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我们在此世没有一条直接通向完全良善的路径，相反，我们必须在不同的邪恶之间做出选择——出于爱上帝和我们自己生存的理由，我们应该选择其中最不邪恶者。
世界为上帝所造，是为了人的幸福；生活本身是美好的，不应虚掷。」
「我们在此世的身份是朝圣者、客旅，明了眼下的疲惫和危险过后是永恒的归宿。我们不会迷失在尘世生活之中：因为上帝的护理掌管一切。我们仿佛被带入一个角斗场，为真理而战斗。上帝以神秘的方式打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苦难是上帝洁净和约束我们的手段，这样，上帝的意志就能遂行在历史之中。」
「大约在15世纪中叶，某种类似代议制政府的东西在英格兰已有迹可循。国王受守法誓言的约束，如果没有议会同意，他不能修改法律或征收新税。
⋯⋯
在中世纪结束时，宪制的核心特征已经非常清楚，英国人的特许权利以及那些有序自由的建制也将出现在美洲的大西洋沿岸。」
「如果你是堂·吉诃德，你的所有风车都是巨人，不过接下来，你的所有巨人都会成为风车。亚西西的方济各生为高贵之人，在某一方面表现得勇敢无畏，布瑞恩的约翰则在另一方面表现得勇敢无畏，维系他们二人的是信仰。他们的亮光混合在了一起，仍在我们的20世纪闪耀，虽然我们这个时代有自己的风车和巨人」
「14世纪初的但丁是中世纪文明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知道是上帝的爱创造了地球和所有星辰，他坚信上帝之城。他在自己的“辉煌梦境”中看到，就人类状况而言，地狱本身是必要的，我们多数人在此生及以后要蹒跚经过炼狱；尽管不配，获得救赎者将最终得见天堂的耀眼光芒。上帝的秩序超越罪和时间，永远长存。」
「真理是可认知的，秩序是真实的。真理被人们的愚蠢和激情所遮蔽，秩序被人们的权力欲望所扰乱。但是，正确的理性可以让人们再次明白真理，秩序可以凭借敢于行动的意志失而复得。这就是《神曲》的见识。」
「慷慨大度的上帝这样对人说道：“你们既不属天，也不属地，既非凡人，也非神人，这样，借着自由选择和荣誉感，你就像自己的创造者和塑造者，将自己打造成你所希望的任何样式。你有能力让自己堕落成野蛮的低等级生命形式，你也有能力靠着你灵魂的决断重生进入神圣的高等级生命形式。」
「皮克相信，没有人能够让自己高贵起来，因为尊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它是被授予的。为了让人类尊严成为可能，必然要求有某位可以让人脱离野蛮世界的主宰。如果这位主宰被否定，那么人的尊严便无法变成现实。」
「新教伦理根植于路德所说的“所有信徒皆祭司”。如果他对基督有热情如火的信心，能有机会稍稍经历上帝的恩典，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与上帝的亲密关系——而中世纪的教士阶层曾将这种亲密关系局限在他们自己人之中。⋯⋯
真正的有信仰的基督徒不需要经过中介与上帝建立关系。」
「在加尔文主义者中间，上帝拣选某人得救的迹象受到非常积极的追捧。人们普遍认为，此类迹象可能就包括一个人在世俗职业上的成就——上帝的护理使其成为可能，于是，勤奋工作和物质成就会受到赞许。中世纪时的隐修生活被弃绝，取而代之的是在世俗世界符合上帝旨意的奋斗。」
「胡克写道，“人们普遍永恒的呼声就像出自上帝自己”，上帝主权下的人类经验是上帝启示的渠道，一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认识到个人秩序和公共秩序的某些真理——人类在某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形成的共识⋯⋯，象征着人们从漫长的共同体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对人类状况的共同理解，它是“常识”。」
「在专制主义和狂热主义的时代，理查德·胡克重新阐发了之前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以及经院学者们发展出来的属灵之物与世俗之物的伟大传统，即关于灵魂秩序与共同体秩序之间关系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能将人从“与野兽差不多”的境地中救拔出来。」
「美国的宗教不直接参与社会的治理，不过，宗教必须被视为他们首要的政治建制；
……
在政治联系放松的同时，如果道德联系没有成比例地加强，一个社会怎样才能避免毁灭的命运呢？如果他们不顺服神，一个自己做主的民族能干出什么事呢？」
「大多数美国人不认可这样的概念：上帝是非人格化的，仅仅是第一动因（Prime Mover），也拒绝人本性良善的观点。他们会重复圣保罗的说法：“‘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摩太前书》1章15节）」
「上帝的意志也在约束他自己，让他追求良善；没有人能逃脱遵循上帝旨意的约束。罪是一种否定，一片空白——简言之，罪是上帝缺席的状态，而上帝是一切良善的源泉。
爱德华兹在其《论宗教情感》中写道：“真正的宗教很大程度上以神圣情感为其构成要素，对神圣事物的爱是所有神圣情感的源头。”」
「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曾提及“自然神”——这得到约翰·亚当斯的认同，后者也是自然神论者。本杰明·富兰克林与其他一些革命领袖也是自然神论者。然而，在殖民时期终结时，美国人普遍相信的并非“自然神”：他们相信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也即所有良善的源头以及存在之存在。」
「“启蒙”思想的核心是对每个人的理性都有很大的信心。百科全书派认为，每个人的智识潜能一旦被发掘出来，便足以消解所有的迷信，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一梦想在法国革命中破灭了。
启蒙思想几乎没有传播到美国。…温和的自然神论是启蒙理论在这十三个殖民地中的最高成就。」
「如果孟德斯鸠对英格兰宪制的赞许曾推动人们要求按照英格兰的模式重构法国政治体系，那么，法国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如此解读孟德斯鸠的那些人最终会陷入失望。因为孟德斯鸠本人清楚表明，一国的历史经验无法移植到另一国家，而且风俗习惯不可能被实证法改变——它们只能被扭曲。」
「格老秀斯认为，其中一个自然法是：征服者有权利屠杀或者永远奴役其军队被击败的整个民族。孟德斯鸠说，这否决了保全生命的自然法；它违背了共同体生存的政治法则；它实际上也有违征服者自己的利益。毁灭社会的东西不可能是自然法。」
共產黨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在中國出現的，踐行的是格老秀斯的理論。
「孟德斯鸠区分出三种普遍的政府模式：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制。维系共和制的是公民的美德，维系君主制的是国王的荣誉，维系独裁制的是臣民的恐惧。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民族都会得到他们配得的那种政府——或者至少他们的历史和生存条件所带给他们的那种政府。」
「爱德华兹捍卫启示和信仰；休谟也以自己的方式这么干。两人都攻击启蒙运动不可一世的理性主义。直到我们当下的时代，美国人继续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在政治上继续认同不可知论——这并不是悖论；相反，这是对简单化的方式和狭隘的热情的拒绝。」
「布莱克斯通写道：自然法和人类一样古老，为上帝自己所立，因此，与其他任何法律相比，人们当然要优先服从它。它对整个地球、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都有约束力；与它相违的所有人类法都没有任何效力…
它宣扬人的绝对权利，其中包括三个部分：个人安全的权利，个人自由的权利以及私有财产权利。」
「伯克认为法国的革命者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将一个本来可以和平改革的秩序摧毁，这些革命者受到让·雅克·卢梭的“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力”的鼓动，将社会撕裂。与美国人不同的是，那些标新立异的法国人追逐的是想象中的“社会契约”之梦——而那种契约从来就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
「美国革命大大不同于法国革命。美国人实际上旨在维护他们以前的秩序，反对对它的外来干涉；可是，法国革命是埃德蒙·伯克所谓的“理论教条的革命”，旨在推翻旧制度，并以某种非常新颖的东西取代它（至于那个新东西究竟是什么，法国各革命派别间曾爆发过激烈的争执）。」
「制宪会议时期的美国领导人非常明白，权力集中的“民主体制”不过是文字游戏。法国改革者杜尔哥曾在旧制度中担任高官，对于美国人没能建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主政府体制感到失望，…
杜尔哥规划的中央集权要求崇拜抽象的人民——某个错漏百出的人类神话一定提到这样的人民。」
「对我们的造物主应尽的义务以及履行这一义务的方式只能接受理性和信念的指引，不能听命于武力或暴力，因此，所有人都有按照良心的指令自由践行宗教、不受惩罚和地方官员约束的平等权利，除非人人平等享有的自由和国家的存在已明显处于危险之中。所有人都有义务相互践行基督教的忍耐、爱与仁慈的义务。」
「我们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因为我们的制度预设有一位最高的存在。我们保障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敬拜的自由。无论人类精神需要多少不同的信念和信条，我们都给它们留有空间。我们支持政府采取这样的态度：对所有团体一视同仁，让它们都按照其追随者的热情及其教义的吸引力蓬勃发展……」
「在上帝的主权之下（Under God），民众的意志应有压倒性优势；可是很多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忽略了那个前缀性短语。
…
布朗森坚持认为，在任何特定的国家，政府的形式一定要符合传统和民众的有机经验：在有些国家，是君主制，在另一些国家，是贵族制，在美国，是共和制或上帝主权下的民主制。」
「在成功酝酿出《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之后两百年，美国秩序还在持续发酵之中——不过，这是复兴的躁动，因为变革是自我存续的手段。本书已勾勒出美国继承和发展的那种秩序的主要特征。在上帝自己的良辰吉日，另有人可能会以审慎与爱心更新和改善这一秩序的结构。」
In God We Trust
上帝之下，美國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