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与老子合称“老庄”。谈起道家，最难懂的当然是这个“道”字。“道”并不是我可以客观加以界定的对象，而是包含一切客观与主观之物的“整体”。整体是唯一的，我们身在其中，又怎能看清庐山的真面目呢?我们看待任何事物，只要走出自我中心的狭隘范围，那么随着观点的提升与扩大，眼界与心胸也将不同凡响。如果抵达“道”的境界，亦即可以从“道”的角度来观察万物，则将觉悟“一切都很好”。
人生的种种切切，无论悲喜顺逆，最后难免都是“船过水无痕”。这时是只能低叹三声无奈呢，还是可以放旷慧眼、穿透表象，直观“道”之本体，见出一切变化都是“道”的姿态，若有苦乐，则纯属人为造作呢?庄子由此入手，以令人惊羡的“达观”心态，把人生的烦恼与痛苦一一点化，成为连绵无尽的美好风光。
在庄子笔下，我们看到他如何梦见蝴蝶、欣赏鱼乐、曳尾于涂、笑傲江湖。他口中的比喻，有如连环之珠，晶莹剔透而闪耀慑人，能使听者驻足沉思、若有所悟，甚至自觉惭愧、若负平生。他擅长描写平凡人的不凡，如庖丁解牛、痀偻丈人承蜩、大马捶钩之绝技、梓庆鬼斧神工、轮扁得心应手，等等。任何一样小技艺，只要长期专注去做，心无旁骛而乐此不疲，最后皆可登至化境，如有神助，甚至形同通灵一般，可以自娱娱人。
庄子对于人间的竞争、斗争与战争，总是以批评嘲讽的语气，指出其中的执著、盲点与愚昧。世人所向往的富贵功名以及浮华享乐，无不让人付出自我遗忘或自我遗弃的惨重代价，实在得不偿失。相对于此，庄子认为人的生命除了身与心之外，还有灵性的层次。问题是：灵性的呈现需要修行的工夫。在老子看来，功夫在于“虚”与“静”;庄子接受此一观点，再以“心斋”一词画龙点睛，亦即以心之斋戒为阶梯，以求向上悟道。“精神生于道”一语，显示人在悟道之时，才能展现灵性的光辉。这样的精神一旦出现，则“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不再是梦呓之语了。
道家立说的目的，在于化解“存有学”的虚无主义，因此要扣紧“道”来寻求启明。悟道者是极少数人，他们即使无缘以其“三宝”来治理百姓，至少可以安排自己的人间际遇，做到游刃有余，进而逍遥自得。在老子之后，战国时代的庄子就是道家的最佳代表。
庄子能够悟道，当然有一套修养方法。这套方法的前提，是深入而准确地了解“人的生命”是怎么回事。简而言之，庄子要由人的生命现象着手，看穿人的生命本体，然后提出一系列修行指针，最后抵达悟道的境界。
那么，人的生命现象有何内容?人有身体与心智。身体有感官，由此引发情绪与欲望，造成各种困境。庄子的观察是：“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庄子·齐物论》)意思是：人承受形体而出生，就执著于形体的存在，直到生命尽头。它与外物互相较量摩擦，追逐奔驰而停不下来，这不是很可悲吗?这样的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庄子·齐物论》)意即：人们睡觉时心思纷扰，醒来后形体不安，与外界事物纠缠不清，每天勾心斗角。很明显，这样的困境可以推源于心智的偏差作用。
人的心智拥有认知、判断、选择等功能，但是它很容易陷于“区分”的层次。庄子质疑说：人所肯定之“正处、正味、正色”(真正舒服的住处、真正可口的味道、真正悦目的美色)，对于其他动物而言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庄子·齐物论》)即使专就人的社会而言，所谓“仁义、礼乐”也都难免是偏颇的、相对的、形式化的要求，其结果则往往是扭曲了人的本性。因此，庄子的建议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意即：摆脱肢体，除去聪明，离开形骸，消解知识，同化于万物相通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