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思德評《“解放”的悲劇》

蓋思德評《“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 |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

本書解構了關於中共統治中國的最後倖存的神話之一：從1949年“解放”到1958年開展大躍進，那段時間是中國的“黃金時代”。許多生活在中國以外的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都相信這一說法，即那是中共以非共產世界也可以尊重的方式統治中國的時期。

《“解放”的悲劇》以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做到了這一點。馮客是一位“震懾”派歷史學者。在他的前一本書《毛澤東的大饑荒》中，他蒐集了大量中國大陸官方檔案中的證據，並把它們與其它公開發表的內容巧妙地交織在一起。

馮客認為，從一開始，中共就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其征服的國家。因此，中共立刻放手對整個社會使用恐怖和暴力，就像毛澤東從1940年代初為在黨內進行控制一直在做的。在農村，土地改革就是通過恐怖手段加以控制的方式。城市是那些常年以農村為基地的革命者所不熟悉的環境，在那裡，中共使用的手段是動員工人反對資本家，讓商人、知識分子相互揭發批判和互相迫害，以及使用所有與蘇聯、東歐十分相似的警察抓捕手段。

作者並不認為恐怖手段是中共的唯一武器。他承認，政治因素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做出承諾然後破壞承諾的歷史。毛通過向每一個不滿的群體保證讓他們得到最想要的東西而獲得了權力：農民——給土地；所有少數民族——給獨立；知識分子——給自由；商人——保護私有財產；工人——給幸福生活……但這些承諾一個接著一個地破產了。 ”1957年的反右運動，把55萬知識分子逮捕的逮捕，送勞教的送勞教，是中共背信棄義的決定性行動。

馮客很善於組織材料。他的書由四部分組成：征服、接管、組織化、反彈，相互按照時間順序連接。他展示了“征服”是如何依靠蘇聯的軍事援助，以及像林彪那樣的指揮官所指揮的無情但輝煌的內戰而獲得成功的。在對中國農村的“接管”中，中共本來完全可以像日本、韓國和台灣那樣，通過從地主手中收購土地，再分給無地農民，而無須灑一滴血，得以實行和平的土地改革。但出於政治原因，中共選擇了讓無地農民鬥爭地主，並堅決使用暴力。正如馮客指出的：“中共與貧窮者之間的契約是經過血洗的。 ”鄧小平自己就懷著某種擔憂說過，在他曾控制的地區，“我們殺了很多人，百姓越來越感到不安。 ”並不是所有農民都立即服從中共擺佈的。馮客引用了許多反抗的例子加以證明，包括他從檔案中發現的一些武裝抵抗。

中共在“接管”的過程中，使用暴力時非常依賴指標。他們用數字進行管理：“像鋼鐵生產或糧食產量，死亡是按照上面下達的指標來定的。 ”毛設定全國殺千分之一人口，但可以根據每個地區的特殊情況加以調整。對於北京來說，他認為“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下屬們爭相實現甚至超越毛設定的目標。他告誡那些對此表示疑慮的人：“就是你沒有恨你也要恨，不想殺也要殺。 ”毛主張採取一個更為主動的做法，他在寫給天津市委書記的信中說：“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 ”

中共可能殺了200萬人，但被送往勞改營或受當地民兵監視的人比這個數字還要多幾倍。馮客研究過中華民國時代的監獄。他說，國民政府統治時代囚犯人數從未超過9萬。他講述了1950年10月中共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後，囚犯總數如何急劇上升到了100萬。關押囚犯的條件十分可怕。

馮客提醒我們，中國的新統治者當時是怎樣使這個國家孤立起來，用“竹幕”將中國和共產主義陣營隔絕於世界之外，就像鐵幕把東歐、蘇聯與西方隔開一樣。外國人辦的企業、學校、大學、傳教團體，數百年來為幫助中國現代化發揮了作用，但都被關閉了，外國僱員也被驅離了。如果中共允許他們存在，這些機構和個人可能會接受新政權，並與之合作。但是，他們沒有獲得這樣的機會。共產黨相信，“接管”要求他們用對抗、不信任和敵意，來代替追求共同利益和善意的氣氛。當毛將中國投入韓戰、對美國及其盟國加以戰略打擊之時，更加強了這種敵對型的關係。大多數人在經歷超過10年的戰爭之後——先是抗日戰爭，然後是國共內戰——都渴望和平。但是，馮客顯示，對毛來說，最優先的事項是中國要在亞洲領導的世界革命。

在第三部分“組織化”中，馮客對思想改造、重建經濟結構、在生活的各個領域灌輸社會主義思想的動力進行了闡述。他的“思想改造”一章並不是最強的。他對黨主張控製作家、教育工作者和主要宗教信徒的策略給予了充分注意。他生動描述了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如何前往共產黨聖地延安地區，“充滿理想主義，擁抱自由、平等、民主和其它自由價值”，而當他們發現那里森嚴的等級、教條主義、宣傳、互相譴責、審訊、刑訊逼供時，他們的理想迅速幻滅。他承認，許多年輕人心悅誠服地接受再教育，有些老年人“對目前的苦難視而不見，看到璀璨的未來在前面向他們招手”，相信“他們正投身於一個歷史性轉變進程中&rdquo ;。但他用來描述極權機器改造（毛澤東很喜歡這個詞）社會的篇幅，整體而言卻是相當薄弱的。

另一方面，作者清楚地地展示了中共為增加農業產量而進行的土地改革的失敗。這一失敗與日本、韓國和台灣土地改革的經濟成功形成鮮明對比，這些國家的土地改革減少了農村的貧困，支持了工業化，是“東亞奇蹟”的關鍵所在。相比之下，馮客顯示，中共的土地改革創造了“大量阻礙因素，這些因素又相互強化”，“整個中國北方地區的農業生產驟減了三分之一”。他們沒有通過提高經濟產出來加速工業化，而是導致了一場經濟危機。中共對此作出的回應不是恢復市場自由機制，而是推行更多的社會主義。 “對農村損害最大的變化就是1953年底實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這一政策實行10個月後，負責農村政策的鄧子恢告訴他的同事們，平均而言，中國農民比“解放”前少了三分之一的預留糧食。事實上，馮客告訴我們，“飢荒正逼近農村廣大地區”。

鑑於1930年代烏克蘭飢荒的教訓，斯大林于1950年寫信給他的中國同志，勸告他們限製針對地主的土改目標，不要損害富農經濟。與蘇聯不同，也與中共宣傳的相反，中國的大地主很少。但是為了政治原因，中共無視斯大林的勸告，讓貧窮的農民去鬥那些只比一般農民稍多一點土地的土地擁有者。此時，整個農村經濟在付出代價，這是一場以中國農民的名義進行的革命。

農民試圖離開農村到城鎮去，因為政府對城里人保護有加，不會有飢荒，以免發生反抗。這次中共的回應仍是不許恢復自由，並進一步加以限制。它採取了兩項控制社會的重大政策：強制性的戶籍制和配給制。這兩項自1955年開始實行的政策，限制了居住、遷徙自由，這是中國和平歷史時期內前所未有的限制。

面對迫使農民加入合作社失敗的證據，鄧子恢強烈表示要放慢腳步，甚至認為應該恢復到從前。毛則堅持要加快速度，並要實行更大程度的集體化。如馮客所說，借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一句話，毛在驅趕中國朝著“農奴制的路上”迅跑。

不僅是黨在農業方面的政策是失敗的，馮客還在束之高閣的檔案中發現了一些調查報告，這些報告披露了在城市以及農村地區“長期營養不良和健康不佳的狀況”。衛生保健不是免費的，工人的工資不漲反降。 “勞動局1956年調查了數百家工廠，得出的結論是‘過去幾年裡，工人的實際收入處於下降趨勢’。 ”中共領導人以波蘭和匈牙利爆發的反共暴動為警示，認為自己可能面臨相似的挑戰。這就是馮客書中的第四部分“反彈”。

中共應如何阻止這一挑戰呢？在經濟領域，毛以下的多數高級幹部主張從集體所有製有限後退，同時稍稍放鬆市場自由；在政治方面，他們跟從蘇聯，強調集體領導，反對賦予斯大林和毛最高權力的個人崇拜。馮客的書顯示了毛如何擺出一副社會主義人性和言論自由倡導者的姿態，號召大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批評黨的干部。而毛的下屬則擔憂這樣做最終會不可收拾，而毛很快看到，他已經發動了一個在全國范圍對共產黨統治展開根本性批評的運動。他宣稱目的是“引蛇出洞”。反右運動導致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毛時代再也不信任共產黨，只是勉強、謹慎地服從。中共以沉重代價阻止了一場匈牙利式的反抗。毛的自信心沒有削弱。 1957年底，他發動了中國革命最大膽的冒險行動——大躍進，導致了一場大災難。馮客已出版的《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就是以此為主題的。

如果用拳擊術語形容馮客，他是個中量級拳擊運動員。比重量級靈活，但仍有重拳出擊。他寫作之強大不僅僅在其風格，而在其思想的活躍，勇於挑戰貫穿中國研究半個世紀的神話，勇於揭示這個極善掩蓋的政權的歷史真相。很多中國歷史學家小心翼翼地避免與1949年前的歷史進行比較，但馮客不是這樣；很多人避免與東亞的市場經濟進行比較，馮客卻不是這樣。

馮客在書中觸及問題的核心，如上面引用的他關於“做出承諾然後破壞承諾的歷史”的結論。他讓中共領導人用自己的話來譴責他們自己。他對社會動態很有研究，他用謊言、破壞舊關係、褒獎殘暴之人、倡導暴力與仇恨等語描述土地改革。他昭示了革命產生的道義後果，一種他們今天仍能感受到、並將摧殘中國直至遙遠未來的後果。（如《聖經》所言：“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記》34:7）

《“解放”的悲劇》是馮客計劃出版的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部曲”——實際上是人民的三部曲——的第二部。他使用從中共檔案館中獲得的豐富資料，生動說明了這場革命對各種各樣的人的生活造成的影響。他用簡潔、令人信服的筆觸勾勒出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他寫出了這些人的希望、痛苦和幻滅。他把其他作家已出版的證言也融入他的書中，如傑出知識分子巫寧坤、學生丹棱，以及商人羅伯特·洛。儘管馮客是個訓練有素的學者和專業人士，但他的三部曲不是一項旨在推進自己事業的學術活動，而是一個對人類同胞——他們恰巧是中國人——感同身受，並為其所激勵的項目，使讀者獲益匪淺；是決心要揭示20世紀和21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運動之一——它恰巧發生在中國——的真相。在對此書加以慶賀之際，讓我們注意以下四點：沒有中國的檔案開放就不會有本書；它是以香港為基地完成的；它是在英國出版的；它在中國大陸被官方所禁。這本書被禁恰恰顯示了中共領導人早在1949年就感到的他們缺乏控制中國能力的這種不安全感，而這種夢魘直到今天還在困擾著他們的繼承者。

蓋思德（Roger Garside ） ，在中國“文革”期間和之後，他曾擔任英國駐中國的外交官。他是《活過來：中國在毛澤東之後》的作者，該書於198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