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与交通大学的创建

（纪念交通大学创始人叶恭绰先生诞辰140周年）杨永琪

2019 年，伴随着建国 70 周年华诞的临近，国内很多高校也迎来了自己的建校周年庆典，但与如今绝大部分高校“单打独斗”的庆典方式不同，几年前，曾发生过一场“五校同庆双甲子”的周年庆典盛事。2016 年 4 月，海峡两岸上海、西安、西南、北京、新竹五所交通大学共同策进、齐声庆贺交大建校 120 周年“双甲子”，在引起世人关注的同时，也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年名校——交通大学。

提到交通大学，有一个人的名字就显得意味深长了。百年前的 1920 年，正是他首倡“交通大学”之名，并以其胆识、智慧和热忱，合组创建交通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真正的交通大学之父，如果不是他，交通大学的历史和现在肯定是另外一个版本。这个人，就是时任交通总长叶恭绰。

交通俊才，深忧人才匮乏

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内阁星换、政局动荡。交通部沿袭清政府邮传部旧制而设，主管“路电邮航”四政，成为国家重要的实业机关。1920年8月11日，直皖战争后，靳云鹏复组内阁，曾代理部务的前交通部次长、此时正在全国推兴实业的专使叶恭绰被特任为交通总长。这是他第一次全面主政交通部，时年39岁。

从晚清洋务运动中一路走来的铁路交通事业历经论争，风雨随行，举步维艰。在邮传部新设立不久后的1906年，叶恭绰便入部担任秘书，熟悉大小部务与人事。到1913年，他已经做到了民国交通部次长兼铁路总局局长，可谓年轻有为之交通俊才。对于交通专门教育，叶恭绰深有体会，他自己就曾做过铁路管理学校和邮电学校的监督，还因主办交通教育卓有成绩，获得过教育部的一等奖章。

当时，交通部在上海、唐山各有一所工业专门学校，其前身分别为南洋公学和北洋山海关铁路官学堂，皆开办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后均划归邮传部直辖。两校分处南北，经20余年苦心经营，早已成为国内实科学生仰慕的学府。在北京，邮传部于1909年自行创设了交通传习所，1918年，该传习所分设两校，分别为铁路管理学校和邮电学校，以上四校构成了交通部高级人才的教育体系。但在当时，人才匮缺的矛盾依然突出。

放眼此时的国内高等教育，官设大学不过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等数所，南京高师正在酝酿升办东南大学，其余多为工业、师范、农业、法政、外语等专门学校，经教育部备案者总数仅及百余所。在所有这些高等学校中，交通部四校其实处于第一阵列。

以1916年4月，教育部举办的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学科评比为例，在所有参评的74所学校中，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以总分94第一名列特等给优等奖状，北洋大学以总分90.8第三名列特等给优等奖状，北京大学以总分87.9列甲等给一等奖状，山西大学以总分78.1仅列乙等给二等奖状。而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以总分83.9列甲等给一等奖状，交通传习所以总分84.5亦列甲等给一等奖状。可以说，当时交通部的办学成绩是相当耀眼的，办学根基相当扎实。

统一学制，责任至为专一

正是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叶恭绰看到了创设一所高水平大学的前景。

当然，交通教育的问题、瓶颈也是客观存在的。正如他在1920年12月14日提交内阁审议的《阁议创办交通大学提案文》中所分析的——

“四校散设各处，不相联属。教授管理各为风气，监督既不能周，纠正亦遂乏术。又四校并设，其中科目有彼此俱设者，亦有彼此俱缺者；有应增而不增，有可省而不省者。既嫌复杂，又病缺略。精神既涣，成绩难期。”

为此，叶恭绰拟以四校合并为交通大学，他表示，“将已有之学生量其已有之学科划一增改，据其已达之程度平均分配，使之继续授业。如是则校制可望统一，学科可图改良，监督易周而管理与教授均便于纠正。不必另筹巨款，不必大事更张，而交通教育可收莫大之益”。

同年12月21日，在呈送大总统徐世昌的《统一交通教育计划呈文》中，叶恭绰对交通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并将缺点概括为“组织之无统系”与“学科之不联络”两端。关于改革的扼要办法，叶恭绰提出“端在统一学制”。“大学为统称之名词，大学本体为总揽大纲之学府。大学分科乃为实行教授之机关，故大学分科常就适宜之地分建，而精神上则统属于大学本体。系统至为分明，责任至为专一。”

叶恭绰明确提出，“拟将该四校校制课程悉心厘定，分别改良，列为大学分科，而以大学总其成，名曰交通大学上海、北京、唐山，四校悉纳入焉。拟此办法可望有明晰之组织，有一贯之方针。一面补前此之弊偏，一面图将来之发展”。这体现出叶恭绰统一交通四校创办交通大学的总体指导思想。

制度革新，意成大学中枢

在大总统批准和阁议通过后，叶恭绰又以他缜密的思维、强力的行动，有条不紊地推进创校进程。尽管遭遇内外阻力，却不改初衷与理想。

叶恭绰对交通大学的组织架构、学科布局及发展方向多有创新之举，体现出他对于高等专门教育的深思熟虑和高瞻远瞩。至于四校应如何整合、学科如何归并，如何体现统一之实效，则是叶恭绰和创校团队的重要工作。

1920年12月20日，叶恭绰命交通部次长徐世章领衔负责筹办交通大学事宜，交通部内的精英人才帮同筹办。1921年1月，在交通部总务所内组织交通大学筹备处，各筹备员开始办公，其首要任务就是制定一部体现叶恭绰办学思想的《交通大学大纲》。2月10日，交通部以交通大学筹备处所拟《交通大学组织大纲》呈请大总统鉴核，并获批准。

《交通大学组织大纲》共有14章38节，对校名、校址、经费、学制、学程、董事会、校长、主任及教职员之任用、校长及主任之权责、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教务处、事务处等分章作了规定。交通大学设经济部，开设交通科、商科；设理工部，开设土木工科、电气科、机械科、造船科。经济部与理工部均为本科四年毕业；设专门部，开设铁路管理科（后又议决将该科编入经济部）、土木工科、邮电科、电气科、商船科、机械科、商业科，三年毕业；设附属中学，四年毕业；设特班，各依学科与需要临时定之。

该大纲最具特色的是组织架构与学科筹划。交通大学的理工结合、经管融通始为学科之底色，董事会设在官办大学中尚属首次，意在形成大学之中枢。交通大学虽为部立，校长却由董事会遴选。叶恭绰后来回忆，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减少政局更迭给大学带来的冲击，利教育以致远。他在给大总统的呈文中，特别强调了大学董事会的核心作用，“举凡规定教员方针、厘定学制、筹划经费、监督财政、推举校长各事，胥委由董事会执行以昭慎重，而固基础”。

交通大学的第一届董事会（准确地说是唯一的一届董事会）可谓群贤毕至，阵容强大。3月8日，先后推定严修、唐文治、张謇、梁士诒、叶恭绰、徐世章、陆梦熊等21人为校董，次日举行交通大学第一次董事会议，通过《交通大学董事会章程》，并经交通部核准。票举董事叶恭绰为校长，嗣后按照大纲由交通部呈请大总统任命。

3月24日，大总统令派叶恭绰为交通大学校长。董事会后又推举徐世章任董事长，郑洪年、钟锷、孙鸿哲任常务董事。董事会召开多次会议，对北京、上海、唐山三校的主任、副主任人选及学科调整方案进行了充分讨论。4月7日，交通大学在北京设立总办事处，综理京、沪、唐三地学校的事务，是为日常总执行及协调机构，原有的筹备员完成使命。校长驻北京办公，北京、上海、唐山各校均设正副主任。

在遴选三校主任副主任时，叶恭绰注意选派与各校有渊源、有学识、有名望者出任，以孚众望、以利校务。在4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董事会议上，决定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胡鸿猷任京校主任、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钟锷为副主任；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的罗忠忱任唐校主任、同样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和卡利基理工学院的茅以升任副主任，茅本人就是唐校1916年的毕业生；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张铸任沪校主任、在美国铁路实习回国的凌鸿勋任副主任，张、凌二人均是早年沪校的毕业生，凌鸿勋还是改组前沪校的代理校长。5月1日，叶恭绰和各校主任在北京举行就职仪式，随即分别赴任。

三校均设教务处、事务处及教务会议，负责三校各地的日常管理。叶恭绰主持召开第一次教务会议，讨论了有关“学历、学科、学生成绩、各科课程、管理方法以及办事细则”等问题，向三校发出公函，请教职员及学生对有关校旗、校歌、校声、校徽、校训及制服等事项共同研究、发表意见。形而之上的精神、气质素为叶恭绰所推崇。

五策并举，重塑交大体魂

叶恭绰雄心勃勃，力图重塑交通大学的体格与魂魄。在开学典礼上，他告诫交大学子三件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

在行动上，叶恭绰的措施也是扎实而有力的。

首先是增加经费投入。此前，四校的原有年度经费约为40万元，为推进合组建校，董事会议决交通大学总预算，全年暂定为58.3468万元，较之原来经费计增38%。筹划开办费100万元，由交通部分三期拨付。交通部也迅速予以落实，将交通大学增加的经常费16.8249万元列入交通部1921年度预算，将开办费106.34万元追加于交通部预算。因改组大学急需修建房屋、添置仪器，第一期开办费36.34万元，交通部安排先由天津交通银行拨现洋16万元，余款继续筹拨。同时，交通部规定，从7月起，交通大学月需经常费48622.32元，由各路按月拨付。

对于如何筹措交通大学发展所需的200万元基金，叶恭绰想到了一个办法，在与交通银行商定后，他将辛亥革命前，交通银行所欠邮传部款拨充，但并不提用该笔款项，仅由交行每年认息七厘，藉充交大的款。达成共识后，交通部与交通银行两方换函承认存案。

正是有了经费的保障，三校均新建了学生宿舍、图书办公楼和实习工厂。叶恭绰专函聘请唐校肄业生、清华庚款留学美国习建筑之第一人、时任清华学校建筑工程师的庄俊担任交通大学建筑师。唐山学校典雅优美的新大门、北京学校的办公楼以及上海学校的工厂建筑及设备都是在这个时候兴建的。可以说，交通大学三校的校园面貌都有了新变化，一股朝阳之气蕴于校园溢满社会。

其次是调整学科布局筹设新学科。至1921年7月，交通大学完成改组工作，学科调整方案最终出炉并付诸实施。这是一个以学科趋势为牵引、兼顾三校历史，囿于当时条件权衡再三的结果，意在统一学科，避免专业重叠，各校相同专业调整至一处。其中，理工部分设上海和唐山两地，经济部及专门部各科设于北京。上海学校设电机工程、机械工程两本科，唐山学校设土木工程本科，北京学校设铁路管理本科。

叶恭绰认为，四科之设当然未尽大学之功用，也不能满足交通事业人才之需，只是限于财力只好对增设学科之计划分年举办。当时业经筹备计划次第开办的有上海之造船及纺织科、唐山之市政及营造科、北京之商业及银行科。

理工部与经济部各科在四年级分设门类甄于专精，既是交大学科设置的特点，又适应了交通实业的需要，课程设置愈趋完善。沪校的电机科设置电力工程门、有线电信门、无线电信门；机械科设置机厂工务门、铁路机务门、工业管理门；唐校的土木工程科设置铁路工程门、桥梁及构造工程门、市政工程门、水利工程门、卫生工程门。学科的精细化发展，奠定了交通大学日后的学科课程规制，适应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成为交通大学合组后取得的最大收获，叶恭绰称之为“我国专门教育中的创举亦即欧美最新之趋势”。

按照学科调整规划，唐山学校原铁路机械科学生全部移沪，美国教授熊爱佛来应沪校之聘，就任沪校机械科教授兼电机科教授；美国教授杨以琦改任沪校机械科教授。沪校原土木科三年级学生及部分一二年级学生共30余人转赴唐校，原土木科教授、美国人毕登改任唐山学校教授。上海学校原铁路管理科全部移并京校，京沪两校铁路管理各班按大学经济部新课程编入相当年级，邮电学校原高等一班移归沪校。通过学科调整，交大三校各有主力学科，形成差异化发展。

第三是推广学额，扩充校舍。三校成立时，交通大学本科学生不足千人，每科仅占200余人，但学生宿舍严重不足，无法接纳更多学生。叶恭绰设法筹款，由沪校在徐家汇购地70余亩扩充校舍，拨款10万元扩充京校校舍，改建楼房一座，使京校可容纳学生500余人。

第四是联络外国大学改进工程教育。交通大学成立后，曾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巴黎大学接洽，拟双方合作改进中国之工程教育，并由双方共同出资合作推进。可惜这一计划因叶恭绰的去职而中断。

第五是派遣毕业生出国留学及实习。叶恭绰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不遗余力。他执掌交通部后不久，即公开向社会征求国内外毕业的专门人才，亲自约见考查，择优提拔，不少专才由此脱颖而出。叶恭绰还指派部员及交通大学三校毕业生留学及实习，并将此形成交通部常例。通过这一渠道，不少优秀学生得以官派深造，为交通实业预备了不少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