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应台／文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我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把自己的文章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从影响面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媒体中做一只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炜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戒。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戒？江南才刚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夜里老在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有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都是她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同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独立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归结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无法说明：这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这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我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偕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一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19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野火”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发行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其本人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但其本人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还代表台湾政治的主流，而在十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九十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八十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九十年代一一浮现。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监视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风中猎猎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八十年代，我从台北走到欧洲，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才发现那黑暗更加深不可测。这以后，我们进入了疑虑不安的九十年代，世纪之末。
任何人都可以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来岁。
我手边保留了五十封当年“野火”的读者来信。那位17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写：“I 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我抗议权威，权威总是贏），”现在怎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暴雨砂石将屋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野火”慷慨激昂、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归结于政治”的作家，现在认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八十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八十年代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准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八十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即将取而代之的在野党了。八十年代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内专制和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以合法方式为自己谋私利的行径归结何处？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带有犯罪前科，这又说明了什么？
于是卡尔·波普尔1954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譬如说，议会里的反对党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个东南欧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总而言之，能够让制度达到个人期待的，最终必须是传统文化的支撑。
果然，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的不只是咱们台湾人。但是波普尔一直强调的传统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历史环境里非但不是一个可以补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政论家批评李登辉专断，可是他的专断难道不是围绕着他手下人的驯服所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主子的驯服里头又杂糅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线索？
台湾的独裁体制没有了，而党主席在党内依旧可以一言专断，而议会依旧可以拿公款自肥。这时候云消雾散，问题的真正症结才暴露出来：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走过纷纷攘攘的十年，我们发现的竟然是：只要有权力的诱惑，任何人都可以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
十三年前，“野火”的作者相信“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十三年后，她仍这么看吗？
个体的虚弱
当极权体制瓦解了，还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个人呢？从哪里解放出来，向什么争取权利？八十年代，这些都不是问题。个人面对着强悍的体制，像瘦小的大卫仰望巨人。只有在巨人倒下之后，大卫才赫然面对了自己和自己的伙伴们。
伙伴们的意见就叫做“民意”。九十年代，民意以铺天盖地的气势主宰社会，透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塑造新的价值标准，“政治正确”是它一件剪裁得体的西服。于右任的铜像被拆走，换上庯俗不堪的眩目花灯；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眩目花灯庸俗不堪而于右任的书法和当年办教育的理念值得尊敬。花灯，代表新兴大众，不管它怎么庸俗丑陋；于右任铜像代表要打倒的国民党旧秩序，不管是不是有更深远的意义。反对民意，就是反民主。
但是在民意当权的时候，竟也有人这么说——
独立的人迷失在群体中，在政治上民意掌控这个世界。唯一有权力的就是大众和那以执行大众意向与直觉为宗旨的政府，在道德领域、人际关系、公共政策上，率皆如此……这个大众并不向他们的……精英或书本求取意见；他们的意见来自他们的同类，以大众为名义通过报纸，草率形成。
也就是说，民意可能恶质化成一种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个人的发展，所以——
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制衡这个趋势就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份、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也就是说，个人要从民意的强大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向民意的平庸统治争取不同流俗的权利。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意”。
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八十年代历尽沧桑的英雄，而是英国的政治哲学家小弥尔，写在他的经典之作《论自由》里，发表于1859年。
在1859年，他警告英国同胞：“如果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人不抵抗民意的专制、不鼓励个人的独立发展，那么他们最可悲的下场将是……变成另一个中国，1859年的停滞不前的中国。而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那个国家只知道群众的齐一，不知道个人超越卓群的重要。”
不，我识见短浅，阅历有限。八十年代中完全没有想到，或者说也没有时间想到小弥尔在一百三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严复把《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所表达的对“自由”被无限扩张的不安，我开始有了新的体会。梁启超在七十年前说过的话，更令我惊诧其早熟：
……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是同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的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根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及由法律原则多依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八十年代的“背景理据”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追求的权利是反对一党专政，以民意取代独裁。九十年代的“背景理据”就不同了，它变成肤浅民意的无所不在。九十年代必须争取的权利也就变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虚实真伪、如何保护少数人的不受侵害和腐蚀、如何保障真正意义的自由了。
解放，竟然没有止境。
比较起来，八十年代的“奋斗”虽然冒着坐牢的危险，人们的心情是自信而轻松的；极权体制是那么大一个目标，打垮它只需要些英雄气概。九十年代看起来平庸而安静，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是闹不清敌人究竟是谁。在八十年代，贪污腐败、火烧水灾死人，都可以怪执政党；在九十年代，官商勾结、黑道横行、火烧水灾照样死人，却不知要怪谁？！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组成；如果还有什么要被打倒，那最该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种种弱点。当政治责任由独裁政体转到个人肩上时，个人顿时发现了自己体质的虚弱。
黑暗的来源
发现个人体质虚弱，当然不只是解严后的台湾人。经过纳粹统治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国家权力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吃掉个人，到今天还在讨论自由的危机。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和东欧人眼看旧政权威崩溃而新秩序无从建立，丛林的掠夺原则得以盛行。个人体制相对结实的，全世界也不过英法美少数国家，而他们已经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在培养个人体制。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个人，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多少高举正义旗帜夺取政权的政党，都在测验中暴露了自己的本质：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1987年在台湾发生的宁静革命不是哪一党的革命，而是真正的全民运动，人民把权力索了回来。在绵长的历史时期，这是晴天霹雳第一回，不能不使人屏息静气，想看个分明：这人民正在接受测验，他是否能慎用权力？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
不知道，测验正在进行中。但是当我想到，在1935年，蒋廷黻和丁文江都斩钉截铁地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今日不可能的程度远在独裁政治之上”，理由之一就是“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我在衡量台湾的人民。半个世纪的路虽然曲折，没有白走。
如果说，扛在个人肩上的重担使人步履不稳、心中不安，或者说，消毒隔离病房走出来的个人现在面对各种病菌侵袭而适应不良，他是否愿意回到原来安全控制的消毒房里去过日子呢？我曾碰见一个爱说话的计程车司机，从和平东路上车他就开始抨击政府和财团，一直抨击到圆山饭店。“那么”，我下车时问他，“还是蒋家政权好？你这么说。”
他用力地摇头，“当然不是！以前的特权是合法化、体制化的，合法体制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特权。现在是个人行为，而且你知道它是非法的，差别可大了！”
司机说话时，充满自信。
胡适先生在二十年代说过，必得先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司机的自信使我相信，必得离开消毒病房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自由主义不自由主义，只有检验才是唯一的真理吧。
走过台湾的八十年代，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继续梦想光明，面对个人最深邃的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