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芦笛，丑陋的大陆人之十
据说咱们这个国家是两千年的礼仪之邦，讲究的是“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诗经》上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之句，民间有“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谚语。然而老芦自懂事起，见到的却是：“爱人赠我金项链，回她什麽──赤练蛇。”
中共在历次残民运动中怎样无情整肃那些当年在他们患难时施以援手、甚至救了他们性命的恩人们，请有兴趣的读者去看丁抒先生的《阳谋》。这里只提一例：老毛当年在江西害了恶性疟疾，全靠傅连璋大夫救了命。文革中傅大夫被整到发昏章第十一，上书给伟大领袖，提及当年忠心救主的功劳，跪求赐下丹书铁卷，放他一条生路。可惜“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伟大领袖那为金钟罩铁布衫重重包裹的心胸里，又岂有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容身之处？傅大夫终于饮恨吞声，泪尽以血，凄凄惨惨地死掉了。
个人恩怨且不去说它，这里只说国家大事。当年日寇入侵，为二十多年内战所苦的中国虽奋起抗暴，却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国府打得倾家荡产，王牌师一个接一个覆灭，东南膏腴之地尽失，只剩下地瘠民贫的西南数省。眼看国家灭亡祸不旋锺，幸亏老美出来打抱不平。陈纳德“飞虎队”志愿来华参战，碧血洒在中国的长空。美国政府更向日本先实行部份禁运，后实行全面禁运，解禁的条件是日本撤出中国，恢复“九一八”前的状况，最终导致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把金钱雨点般洒在中国：他们在西南修下许多飞机场，修下“史迪威公路”，开辟“驼峰航线”，从印度架来输油管，装备训练了数十个中国师，“克林”奶粉、美国金条源源注入中国市场，才好不容易保住了咱们的小半壁河山。
日本行将覆灭，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力主扶持中国取代日本形成远东的强国，为此把蒋介石请到开罗去参加“四强会议”，同意在战后归还中国的东北、澎湖、台湾，继任的杜鲁门请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发起筹建，让中国当了具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投降后，杜鲁门派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争端，向蒋介石施压，想让中国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并允诺提供巨额援助帮助中国进行战后的重建。甚至当国府溃败，共军渡江在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没有随同苏联大使撤退到广州去，而是冒著危险留在南京，与黄华等高级共干接头，想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只是因为毛悍然决定“一边倒”，决定不急于与西方国家建交，司徒雷登才无限惆怅地怏怏离去。即使如此，美国仍公开表示不援助国府，耐心地等待著与中共建交的时机。如果不是中共派兵入朝，美国也不会与中共为敌。美国之于中国，可谓恩重于山，就是对中共也堪称仁至义尽。
中共一上台却一头扎进民族世仇苏联的怀抱里，与往昔的恩人则不共戴天。“思想改造运动”，批的是“亲美、崇美、恐美”，凡是受了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哪怕是受了美国留学生如胡适的影响的人，都得跟美国划清莫须有的界线。什麽脏水都泼到了老美的身上，就连个救死扶伤的协和医院都成了揭批对象。六十年代的《羊城晚报》还在揭发该医院的“白衣魔鬼”的罪恶：用过量的X 射线照射儿童的头部导致溃烂，用育婴堂的孤儿做活体实验，盗走中国猿人的头骨化石，甚至偷走“国父”孙中山的肝脏……。（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后当协和医院改回旧名并迫不及待地与美国主子再度勾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来去追回流失的国宝，包括孙大总统的龙肝凤胆。）
与此同时，老毛却压不住他对斯大林的“恋父情结”。尽管作为一个大国元首，他本人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在国际外交史上还从无先例，他却不但没有拂袖而去，为国、为民、也为他自己保住一点起码的尊严，反而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为区区一笔高利贷，不惜卖掉中国新疆的矿产资源以及东北的中东铁路和旅顺港。韩战爆发后，明明原来说好由苏联提供空军掩护并提供军火，由中国提供炮灰，事到临头斯大林却赖了帐。为了证明他是斯大林的忠实儿子，老毛硬是下令共军在没有空军掩护之下提著三八大盖雄赳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内政上，亲苏、崇苏、恐苏成了国策。全国各地高挂的斯大林画像比毛像还大。“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号召响彻云天，“反苏”成了划“右派”的一条主要标准。毛在中央会议上宣布：凡与苏联专家发生争端，中方要“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中央帝国”的皇帝卑躬屈膝到这个地步，端的是直追石敬唐。
赫鲁晓夫上台后终止了对华帝国主义政策，放弃了对新疆矿产、中东铁路、旅顺港的特权，给予优厚贷款，派出大批专家援建数十个大型工业项目和工程，以现代化武器装备共军，甚至向中国提供导弹和核武器的绝密。老毛去苏联开会，赫鲁晓夫把他奉为上宾，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中最好的套房里，在各国工人党共产党中享受最高待遇。然而只因为赫鲁晓夫冒犯了他契爷（注：粤语“干爹”）斯大林，老毛就与人家反脸成仇。当赫鲁晓夫为了取悦他提出了成立中苏联合舰队的建议，他却大发雷霆，指控对方意图控制中国，弄得赫氏如堕五里雾中。赫鲁晓夫来华时，老毛竟在游泳池里接待他，以此回报人家在莫斯科对他的盛情款待。弄到最后，在老毛口里，赫鲁晓夫不但成了骟了老马和老列的兽医，还成了饿死数千万中国人民的催命无常。就连被老毛清洗的政敌刘少奇，也要被贴上个“中国赫鲁晓夫”的标签，好让他遗臭万年。
老毛这种以恩报仇、以仇报恩、不受抬举、喜欢虐待的奇怪心理，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课题，没有老芦置喙的余地。不过这种毛病在大陆人似乎不算罕见。老美给中国的好处，还不只是上文列举的那些。七十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准备对中国进行全面核打击。当时中国是世界“反帝反殖尖兵”，伟大领袖刚刚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零声明”，倾全国之力援助越、寮、柬人民的反美武装斗争。对这样一个结仇数十年的大敌，美国就算不跟著苏联趁火打劫，至少可以作壁上观。然而当苏联试探美国政府的反应时，尼克松却怒气冲冲地拒绝了，声言美国决不会坐视。有美国核力量的吓阻，苏联人才不敢轻举妄动。在中国行将从地图上彻底抹去的千钧一发之际，是老美又一次救了全体中国人的性命。
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后，美国又提供了数量最大的奖学金，接纳了最多的中国学者，为中国培养训练了最多的跨世纪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如果说因为中共隐瞒歪曲编造历史，一般大陆人不知道真相，那麽至少最后这一桩好事是有目共睹的。人家并没有欠中国一分钱，没义务掏自己的腰包为中国培养学者专家，更没有义务为中国的人权问题打抱不平，完全可以象日本人那样一声不吭，埋头发财。
然而慷慨的美国人又一次把热脸贴在中国人的冷屁股上。在大陆人心目中，美国永远是亡我之心不死的那只美帝野心狼。他们在人权问题上找中国政府的岔子，是无事生非，成心给咱们难看，是遏制压迫中国的借口；他们花钱招收中国留学生，是为了组建颠覆中国政府、把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第五纵队；他们发给学者工作许可、绿卡、甚至护照，是为了给国内的白人找几个种族歧视的对象，省得他们拳头痒痒没事儿干，净找政府的麻烦。中国的事就有那麽奇怪：煽动盲目仇恨的书竟比爱情小说还好卖。几个无知混混胡编出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竟能轰动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到现在“神射手琥”先生还在当圣经引用。
中国当然可以说不：可以在三、四十年代接受援助时向陈纳德将军、史迪威将军、魏德迈将军、谢伟思先生说不，可以在签署《开罗宣言》时向罗斯福总统说不，可以在成立联合国时向杜鲁门总统说不，可以在国共谈判时向马歇尔将军说不，可以在大军过江时向司徒雷登大使说不，可以在面临全民核毁灭时向尼克松总统说不，可以向托福、GRE 考试中心说不，可以向美国使领馆签证官员说不，可以向美国移民归化署说不，可以向雇佣自己的美国公司、大学、研究所说不……历史慷慨地给了、并还在给著我们这麽多说“不”的机会，我们却只当机立断地说了两次，真是合九州之铁，不能为此错也！
恩将仇报的对象又何止是美国苏联。想当初六四屠城让全世界的观众大大地开了一番眼界，从此知道世上竟会有某种下流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是专门用来杀自己的老百姓的。犹记某家电视台播放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铁蹄踏踏山河动，帅旗飘飘日月昭，铁流滚滚，所向披靡地驶入长安街的镜头时，解说员向无幸蒙受中华教化的孤陋寡闻的西方夷鬼们耐心地解释道：“这是一场战争，一个政府征服自己的人民；这是一次入侵，一只军队占领自己的首都。”煌煌毛酋业，树立甚宏达。“五”千年的专杀自己人的煌煌华夏文明，总算在全世界的荧屏上大大地露了一回脸，使无知的鬼子们从此记住了“天安门”、“长安街”这些拗口的地名。记得一个蛮女曾问我，长安街是不是“永久和平街”的意思，在得到证实后，她瞪园了本来就大的蛮眼，半晌才喃喃自语：“真难以置信！真难以置信！这是怎样的讽刺！怎样的黑色幽默啊！”
全世界目瞪口呆之馀，一致同意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国际外交史上，道义感又一次压倒了现实利益的考虑。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政治上党内分裂，人民对党满腔仇恨；经济上被陈云的“鸟笼经济”搞得一片凋敝，物价飞涨，更到了外债的还债高峰期；国际上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驻外使馆人员被“敌军围困万千重”，日坐愁城，连门都不敢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幸得港台同胞施以援手。同是华人，同是那口千年酱缸里泡出来的积年黑大头（声明：此处绝无影射非洲美国人之意），屠杀自家同胞在他们已是见惯不惊。任凭风浪起，稳坐港澳台，黑云压城城欲摧，浮尸向洋金元来。西方商人裹足不前之日，便是台商港商趁机抢滩之时。大量的台、港资本趁虚而入，潮水般涌入福建和珠江三角洲，为濒临咽气的大陆经济输血度气，催谷添膘，滋阴壮阳，延年益寿。有了原始资本的驱动，中共才好不容易度过险关，先推动经济起飞，后又在理财高手朱熔基的调理下成功实现软著陆，使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
病好打太医。台湾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时不卸磨杀驴，更待何时？台湾凤凰们下下来的那些金子蛋，正好用来买“苏恺”歼击机和驱逐舰收拾他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天道好还，毫厘不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党恩深重，涓滴尽归。
在中国，历史只会不断重复。共产党那一套恩将仇报的把戏不是第一次耍弄了，却每一次都能把人套住。当年大陆上那些“红色资本家”们凭著与各种各样的军阀、国民党、日本人周旋的手腕，以为可以玩共产党于股掌之上。在共党还在啸聚山林之时就慷慨输将，资以大批金钱、西药等等，以为这点恩惠就可以买来日后的平安。等到中共执政，他们才无限痛苦地发现原来共爷并不亚于得了钱还撕票的绑匪，让他们倾家荡产之馀还要把“黑六类”的帽子给狠狠扣上，把他们斗个七死八活再交给群众监督改造。老芦看著如今香港那些款爷们跟我党要人眉来眼去，不知怎的常常会替他们捏一把汗。
不用说，作为大陆人，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我当然希望港台商人到大陆投资的越多越好，好让家乡的人民早日脱贫致富；另一方面，我却又免不了对台湾商人今日面临的窘境心怀三分不应有的幸灾乐祸。有时老芦会想起古代的一首民歌，那是一个不听劝阻硬要渡河而被溺死的人的寡妇唱的：
“公无渡河，公终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