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麻发现支共政府一句真话没有，于是认为加拿大政府也不说真话，于是相信阴谋论是真话。
支麻本身也没真话。说真话的支麻不是好支麻。
支麻只能活在一个虚伪的阴谋论世界。被谣言填满的支麻脑仁是个充满了悲剧的悖论。
“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在支麻意识到说真话是做人的开始之前，这个悖论无解。
全世界的政府对中共病毒都严阵以对，反疫苗反授权的支麻说那不是多大个事儿，病毒裸体就能抵抗，疫苗才真是有毒有害。
支麻又说，全世界的政府都卷入了一个利用疫苗控制和消灭人口的巨大阴谋。
支麻在巨大的阴谋黑暗中决定绝地反击，号召全世界都开展反政府的全民共振。
从反疫苗事件延续到支持卡车锁路，充分展现了支麻的自私虚伪、谣言崇拜、和极右民粹主义痞子运动的无法无天。
支麻开始说真话，才是支共政权崩溃的开始。 然后支麻开始进化成人。
只有支麻进化成人，支那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良性的法治国家。
郭片子遭遇重大挫败，相信他还能卷土重来。因为目前支麻谣言崇拜的肥沃粪肥还在。
郭片子倒了，千千万万个骗子正准备从支麻粪坑里站起来。
王力雄在《天葬》里说，“西藏人心目中的‘事实’与西方人所认为的确凿证据是不同的。认识不到这点是危险的。西藏农民从生到死都习惯于把传说和神话当作事实接受…”
在对谣言还是事实的区分上，支麻不比西藏农民更有判断力。
更重要的，有支麻明明能分得清谣言和事实，还是要故意传谣。这就是坏。
支麻对谣言极容易接纳的生理特征，也表明支麻大脑可能存在生理性缺陷。
这种缺陷一种可能是遗传基因天然欠缺造成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后天墙国精神锁链的社会生存环境导致的小脑萎缩。
这两种都是生理缺陷的自然表达。
谣言崇拜不但是一种生理疾病，也是一种精神疾病。
谎言癖属于怪僻型人格障碍中的一种特定类型。
根据发表在Translational Psychiatry的一项研究表明，具有高度精神病特质的人可能不具备擅长说谎的天然能力，但更擅长学习如何说谎。
港大神经心理学实验室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者的论文指出，谎言癖是由某种精神病引起的。
从流行病学来看，病理性谎言癖患者中，40％的病例报告了中枢神经系统异常，例如癫痫病，脑电图异常发现， 多动症，头部外伤或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由于他们专司评价信息的大脑前叶的功能衰弱，因而无法评价自身说话的准确性，于是他们说起谎来简直像讲真话一样。
谎言癖患者也分不同类型。比如：
强制型说谎常见于犯人。罪犯由于受到强制，常常用说谎的办法来逃避罪责和惩罚。
戏剧型说谎常见于癔病病人。
还有一种是私心支配型，常常多发于对社会有逆反心理的人。
2005年英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南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利用磁共振成像对比了骗子和对照组之间的结构性大脑差异。
结果显示，骗子的大脑明显具有更多的白质和略微更少的灰质。
在骗子反复讲述同样的谎言之后，他开始相信自己。随着时间推移，这发展成为一种病态行为，并导致大脑结构性病变。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支麻谣言崇拜是由于长期专制社会生活经验导致社会逆反心理的私心支配造成的。
又由于极权专制社会往往把国民当成罪犯防范，因此支麻普遍有强制型犯罪人格特征，习惯用说谎来逃避惩罚和社会主义铁拳。
这是强制型谣言崇拜的社会根源。
造谣传谣又引发了支麻大脑结构性的病变。
根据以上分析，郭片子最后一招，有可能会通过大脑核磁共振进行精神病鉴定，以严重谎言癖精神病患者的名义逃脱美国司法追责。
崇拜白人的支麻希望建立一个白人至上的基督教国家，然后支麻在其中自由享受白人主导的高等文明。
这是妄想狂，也是精神病的一种。
妄想狂主要有关系妄想和被害妄想。
推崇白人至上主义是关系妄想，对阴谋论和深层政府深信不疑是被害妄想。
这两种妄想狂精神病类型常常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关系妄想患者把实际与他无关的事情，认为与他本人有关系。
被害妄想患者坚信周围人或某些团伙对他进行跟踪监视、打击、陷害，甚至在其食物、药物（疫苗）和饮水中放毒等。
疗法：出现妄想狂阳性症状时，使用精神分裂症药，第一代和第二代抗精神病药都可能有用。此外，认知行为疗法也被使用。
支麻，从社会学意义来看是人类社会的边缘化群体，从病理学来看是精神病患者。
根据西方文明建立起来的司法规则，精神病人或能不受刑责。
因此，支麻或可借助此司法漏洞，通过精神病鉴定获得司法豁免。
由于支麻数量巨大，这给法治国家针对大规模涌入的支麻如何进行犯罪量刑提出了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