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识：内部还是外部？——从弗洛伊德到拉康
居飞
法国哲学 2016
摘要：自无意识被发现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深化了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认识。其所构造的多重内外现实之区分模式不仅重构了人类的精神结构，同时也动摇了古典形而上学及认识论的基础。而拉康借结构主义潮流，在其符号—想象—实在三联体基础上，以语言“外部决定论”与“实在之外在”等阐述不断深化、也重新定义了精神结构所内在的多重复杂内外关系。
关键词：无意识优先性;内外分化;内外现实;符号—实在;
在精神分析的认识论中(参见居飞，2015:70-77)，就无意识这一基本概念而言，内外对立相比局部—整体对立更具一种基础地位，或更具一种基础方法论的味道。实际上，无论弗洛伊德还是拉康，两者都依赖于这个认识论范畴来反对古典的形而上学，尽管此范畴在各自理论体系中总是意义多重。在拉康的理论坐标上，它甚至还带有了形而上学的色彩。
一、无意识之优先性
在弗洛伊德体系中，无意识作为首要发现，尽管仅是精神装置的一个子结构，但却最为特殊。其不仅有专门的运作逻辑与表象内容，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外部现实的感知，外部世界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很多时候需要回溯到主体的内部无意识世界。就此而言，无意识构成了精神生活的基础。
因此，自发现无意识这一“现代性的伤口”起，弗洛伊德就未将其成果安置在古典哲学传统中，其无意识定义也从本质上不同于在思想史和心理学史上出现的诸多无意识定义，典型如莱布尼茨和尼采等名家的定义。作为集其理论大成的原心理学(Métapsychologie)，其名称也并非为了仿照形而上学，恰恰相反，而是为了纠正古典形而上学的错误，并重构人类精神生活(Freud，2012，V:354-355)1 。在其生命的最后年月，弗洛伊德再次表述了其反对古典哲学的哲学抱负，这次目标更加具体，直接指向康德的先验空间观念(Freud，2012，XX:320)。这一表述后来引起了不少哲学家如德里达等人的注意。
从术语学来说，尽管弗洛伊德从古典表象哲学或古典心理学借用了不少术语，但用法往往不尽相同，甚至可能完全相反。以表象概念为例，它在古典哲学中一般指某外部知觉在脑中的出现以及留下的印象。但对弗洛伊德而言，无意识表象，尽管其起源可追溯到某个知觉，但一旦进入无意识中，它就只服从无意识所特有的联想法则和运作规则，也就此与外界无关，还因被持续投注而能够影响到外部知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说它还是一个“表象”。同理，还有现实、自我及客体等术语。这些变化从本质上涉及到一个弗洛伊德所带来的认识论断裂或颠转。
由此，我们看到，就无意识而言，弗洛伊德的基本立场在于强调无意识相对外部现实的优先性，内部相对外部的优先性，“观念先于知觉”。这个思路带来了很多为人熟知的成果，例如:因性冲动被压抑而导致的升华、强迫症和宗教仪式的相关性、死冲动和战争等等。当然，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俄狄浦斯神话，其原型是家庭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二、内外分化:快乐的还是现实的?
这一思路明显不同于传统意识心理学，因为意识系统或弗洛伊德经常简化使用的知觉—意识系统不仅受外部世界调控，还要承受无意识的渗透和支配。这一说法也直接挑战彼时在思想界处于主导地位的进化论，因为在其看来，意识的主要目的就是适应现实。
然而，赋予无意识优先性，这并不意味着外部现实就是次要的，或仅是无意识的衍生物。无论是基于彼时处于主流的科学实在论，还是基于临床观察到的精神冲突，抑或是基于治疗所面向的基本现实需要，弗洛伊德都无法回避或者取消外部现实的基本作用，也正因此，他在其后数十年间一直努力维持“快乐原则—现实原则”的基本二元性。但这样做也就意味着，不仅需要承认外部现实和无意识一样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同时需要证实其在何种意义上是独立的。其次，因意识处于无意识和外部现实之间，其相对后者是内部，相对前者却是外部，其中间地位使得需要不断质疑其到底是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意识”。这一系列问题开启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路，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内外问题变得无比复杂，既在内外的不同分化机制方面，也在这些机制之间的衔接方面。
自1895年《神经心理学大纲》起，与布洛伊尔坚持精神系统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只存在一种恒定态不同，弗洛伊德基于神经症临床及梦，却认为精神系统在正常思想之外存在一种独立自主的过程。精神系统由此就存在两种相对独立的守恒态，弗洛伊德以物理学术语把它们的工作原则分别命名为惰性原则及守恒原则，前者力图紧张清零并尽可能快地得到满足，后者则是对前者的紧急修改并试图保持能量数量的恒定(Freud，1956:317)。由此这般提出的无意识便彻底不同于意识，它只以快乐为准，对表象源于何处并不感兴趣，其运作依据“快乐=紧张减低，不快乐=紧张升高”的量变序列而变化。而意识和知觉及外部世界相连，其依赖于多样化“现实指示”或“性质指示”来确保满足和实在之物相连。这一质量对立构成了最早区分“无意识—意识”的心理学标准，并在其后以不断分解组合的方式被整合到“快乐原则—现实原则”的基本二元对立中。
从发生学来讲，正如“满足经验”模型描述的那样，一开始幼儿从外部客体得到满足，外部客体及其表象让紧张平息。然而，如果在紧张产生时并没有相应的外部客体，幼儿可能超投注以往曾带来满足的客体表象而幻觉性地得到满足，换言之，表象在超投注之下能产生一个如同外部现实的幻觉。这实际就是在强调，无论外部客体是否到场，幼儿一开始只对快乐感兴趣，精神装置也只服从快乐原则，他并没有必要考虑满足表象是否和实在客体相连。弗洛伊德的这个陈述不仅彰显了人类精神生活相比动物而言的独特性(后者很难只依赖于表象)，同时也产生了以下两个对精神分析临床实践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此刻即使主体还无从认识外部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就无“内外”之分。相反，他以快乐为准建立了一系列丰富的内外区分，它们也不限于无意识领域，其后还能在现实原则建立后叠加或渗透到对外部现实的感知中。
就此区分而言，弗洛伊德在不同文本中表述稍有不同。第一个表述见于1915年的《冲动及其命运》。在快乐原则主导之下，主体经历了两次不同的内外分化:第一次，主体与令人快乐之物相一致，外部世界与无关紧要之物相一致;第二次，主体通过内投所有令人快乐之物而与之相一致，通过把不快乐之物投射到外部世界而使它们相一致(Freud，2012，XIII:181-183)。第一个阶段的主体被弗洛伊德定义为现实-自我，但此“现实”并非外部物质世界意义上的现实，弗洛伊德把它定义为一个相对主体的“恰当的客观标准”，即相对主体主观感知的客观性(Ibid)。第二个阶段的主体被定义为快乐-自我(cf.Laplanche et Pontalis，1967:257-258)。在1925年的《否定》中，弗洛伊德再次表述了快乐原则主导下的内外区分。但这次，弗洛伊德在第一阶段并没有使用“现实-自我”术语，而似乎只作了一个类似存在论的陈述:“一开始，表象的存在就保证了被表象之物的现实”(Freud，2012，XVII:169)。这个陈述有点让人迷糊，我们留待下文讨论。第二阶段，弗洛伊德仍称为“快乐-自我”，与此前相同。但也在此文中，弗洛伊德增加了第三阶段，即现实原则有所介入后，这个阶段被定义为“现实-自我”，此处的现实就直接对应于现实原则。这个用法也和此前1911年的《精神运作的两个原则的阐述》中弗洛伊德初次提出“快乐-自我，现实-自我”用法相同。
由此，我们看到，弗洛伊德之内外分化比实在论意义上的内外分化复杂得多。同时更重要的是，如弗洛伊德所强调，只服从快乐原则的内外区分并不完全限于无意识领域，其也会不断地影响、甚至修改后续基于现实原则而建立的区分。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的意图不仅仅在于强调主体如何从快乐原则过渡到现实原则，也在一个去时间的意义上强调这三种内外区分的标准能共存于同一客体之上。换言之，内外区分的重心在于其标准，而非在于其发生。如此一来，外部现实术语就很难完整保留其客观色彩，它仍然可以意指一般意义上的客观现实，但它同时也复合或叠加了快乐原则的色彩。
从思想史角度来说，弗洛伊德这个工作更新了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认识，其影响也扩展到精神分析之外的诸多领域，如艺术界、教育界等。从日常生活角度看，许多社会或文化争议内部都暗藏了此种无意识的内外区分逻辑(如:同意我就是好人，不同意就是坏人等等)。
第二个问题更为麻烦。如精神分析临床所示，如果主体能依赖快乐原则获得满足，他又为何非要寻找实在客体呢?对此，弗洛伊德在《大纲》中的回答是，因为主体碰到了一个“生命紧急状态”(Freud，1956:317)，即死亡，因主体如果无限制沉迷在幻觉模式中只可能以死亡结束。但从今天孤独症临床、网瘾或毒瘾来看，这个说法并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结合弗洛伊德后期所发展的死冲动概念来考虑的话。
如果这个紧急状态启动了，那么还要回答一个问题:主体如何能过渡到“现实原则”?或者说，在快乐是第一意愿时，主体如何感知一个客观外部世界，并将之作为一个备选?弗洛伊德的回答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其一，在早期《释梦》中，他借助反射弧模型，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归功于运动端或者运动性知觉(Freud，2012，IV:590-591)，这也是后来“现实检验”概念的主要存在依据。但正如精神病及一些谵妄状态所显示的运动性幻觉那般，也正如今天高度发达的游戏仿真技术所示，这样的保证在逻辑上也不彻底。其二，正如他在《否定》中所坚持的，一开始外部世界就有所介入，表象保证了被表象之物。这在今天看有点像一个实在论承诺，弗洛伊德似乎并未就此过多说明和解释。依J.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的看法，这个问题关系到《性学三论》中的支撑理论:一开始，自保冲动在实在客体中找到满足，其自然功能的实现使得主体能以同样路径(如口腔)边缘性地得到一种幻想式满足，性冲动由此产生，其实质只是自保冲动的边际产物(Laplanche et Pontalis，1967:337)。但是，这一答复不仅颠覆了弗洛伊德“现实原则是快乐原则之修改”的观念(既在时间上也在逻辑上)，同时其外部视角也无法回避主体在被快乐原则控制时的主观视角:主体终究只是与快乐或不快乐表象打交道。
实际上，如果暂时抛开这一哲学式追问(当然也不能把此问题还原为一个自然习得模式)，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生命紧急状态”还是后来支撑性冲动的自保冲动，弗洛伊德都假定了生命体内在的一种自适应或调整能力，这实际是一个进化论假设(更偏向拉马克的立场)，尤其自保冲动更是直接考虑了外部环境的作用(Freud，2012，XIII:223)。
在1920年后，弗洛伊德进一步向进化论倾斜。因重复以及抵抗等临床现象所显示的死冲动倾向，他进一步强化外部现实的干预功能，其由此也更多直接作为一个准人格机构而起作用。就自我而言，尽管弗洛伊德依旧如1915年左右那般强调其形成要依赖于无意识的一些特殊运作(如认同、投射)，尤其是涉及俄狄浦斯情结的那些运作，但他也不断向自我代表外部现实这一面倾斜(Freud，2012，XVI:269)。
到此为止，我们发现，无论“外部现实”的理论支架如何，其定义更多是否定性的，其功能主要在于防备无意识过程或者死冲动的蔓延，就是说依然以“无意识之优先性”为前提。如果考虑无意识对它的影响，其独立性就更为有限，也更像一个内容和规则都有所不足的理论预设。从精神装置角度来说，外部现实更类似一种催化剂来促进精神装置的分化，其差异会引起能量的不同分配及流通，但却不能导致一个结构性变化。只有在诸如重大创伤以及药物刺激这样一些特殊外部状态中，能量的投注超出了精神装置各机构所能承受的阈限，精神装置被迫以一种非常规方式运作，外部现实才显得部分是决定性的。但即便在这些情况下，弗洛伊德有时仍尝试将它们还原到精神装置的一个早先不足，即其从建立开始所能承受的阈限就偏小，其也相应更多处在一个不稳定状态。由此，弗洛伊德多次坚持，外部现实不能作为一个主要临床参照指标(Freud，2012，XI:20)。
弗洛伊德有关外部现实的踌躇，主要是进化论立场，其后在精神分析圈引起了无数争议。不少学派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工作，也有学派不断强调这个思路的局限性，因为过度强调它将可能抹掉无意识幻想的独特性，从而让精神分析偏向于一种适应之学。
三、何谓“现实”?
拉康最早的工作“镜子阶段”指向自恋，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反对当时自我心理学学派日益将自我隔离并单纯看成是外部现实之代理的立场，同时也顺带反对了弗洛伊德的生物进化论立场。对其而言，把自我看成是现实代理，这容易让精神分析成为一门“驯服技巧”，分析家也难以保持其中立性。若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需要质疑自我和外部现实概念。亦即，如果说外部现实塑造了自我，那么自我如何感知这个现实(cf.Lacan，1975:81-83)?这种感知方式又如何构成?因此，首先应该质疑两者之间的关联，而非一上来就把外部现实看成是一个先天预制形式。
这一思路对人类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与很多哺乳类不同，人类幼年期非常漫长，本质上是个早产儿，哺乳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幼儿能够自如适应外部环境，也很难想象人类幼儿和其他物种一样服从简单的生物进化论。如果说对人类幼儿而言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外部现实，那它首先是父母及其对孩子的欲望，而非“物竞天择”生物伦理所描述的一些自然事实。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拉康回到弗洛伊德1915年左右的一个观念，强调自我并不是现实的衍生物，而如同外部客体一样是一个力比多投注的客体。但对弗洛伊德而言，主体如何从身体的碎片状(冲动投注在各个爱若区)过渡到一个自我统一体(冲动投注在一个自我统一体上)，这点并不清楚(Freud，2012，XII:221)。拉康借助于几个光学模型而将之归功于一个特殊的“镜子阶段”，亦即主体借助母亲的身体图像而在镜子前意识到了身体的统一性，而这也是自我第一次被构成的位置。
但是，这一构成并非自发行为，它需要依赖母亲话语的先在引导。正如幼儿从第一人称“我”中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并同时建立了自身和其他主体的边界，正是话语功能先在地给统一身体图像赋予了一个符号框架。由此，在镜子阶段的第二个版本中，拉康区分了话语所蕴含的符号功能以及镜像所代表的想象功能(Lacan，1975:160)。这个区分也同时方便区分了弗洛伊德那里出现的“自我理想”和“理想自我”的各自功能。在其光学模型中，前者被镜子所代表，后者被镜子反射出来的图像所代表。
由此，自我和外部现实的关联并非预制，而是以母亲功能为中介。她既为主体引入了所谓的外部现实，也帮助主体建立了自我。然而，重心也不在于母子间的主体间结构，而在于这个结构得以构成的途径，即母亲的话语，因为正是它引导了主体的感知并帮助主体登录在符号世界中。如果说存在一个外部现实，那么这个现实不是自然世界，而首先是符号世界。这个语言中的符号功能被拉康命名为大彼者(l”Autre)，母亲在特定时候是其代理。
实际上，即便是弗洛伊德，其在晚期也同样意识到，幼儿自我所依赖的外部现实和母爱密切相关(Freud，2012，XVII:269)。
在这一“外部决定内部”的思路上，拉康更进一步:其一，就无意识的起源及构成而言，拉康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以更科学的方式证实了，无意识不是一个自然分化的机构，而更多是一个外部语言所诱导出的人为机构。无意识中的表象运作规则恰恰是所有语言都具备的，即隐喻和换喻。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两者间的类似性，更说明无意识只可能源于外部符号秩序在精神系统内的登录，“无意识是大彼者的辞说”;其二，在更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因母亲欲望和父亲或父亲所代表的父权制度有关，这个外部现实被还原到父亲的功能那里。主体在那里碰到符号界所蕴含的真正现实，其后通过认同“父亲的名义”而在符号界登录。也正基于这个认同，精神结构在双重意义上被分裂:无意识—意识之分裂，两性差异。
对精神分析而言，拉康的这个更多是认识论的结构主义转向不亚于一场革命，其影响有多重。
第一，生物学立场被抛弃。有关进化论部分，前文已有陈述，就不再赘言。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弗洛伊德在冲动理论上的生物学保留，尤其是性冲动。弗洛伊德一边不断强调人类性冲动之特殊性，但是当涉及它的本质和源头时，他要么直接承认是未知的(Freud，2012，XIII:302)，要么就求助于一个生物学假设。例如，在《性学三论》中，当弗洛伊德在强调人类性欲在倒错领域和幼儿领域的特异性之时碰到了某些难以解释的个体性特征，他就求助所谓的体质敏感性。今天，因儿童精神分析的发展，我们知道，这个敏感性很大程度上和母子关系有关，而弗洛伊德因更多涉及成人临床而无法对早期母子互动有更深的了解。此外，在有关冲动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弗洛伊德的这种保留:如他把冲动定位在身心边界;他有时把冲动源定位在身体内部，有时定位在躯体的开口，等等。
但对拉康来讲，精神结构的启动和生物需要无关，它应归因于幼儿在诞生时的一个缺失。换言之，主体在诞生时因环境转换“感受到”一个无以名状的不满足，此不满足并不源于饥饿，而更多涉及到一个相比此前完美满足状态而言的缺失。随着母亲乳房的插入，所唤起的享乐使得幼儿得到满足，并渴望依此途径来重新找回此前的未缺失状态。由此，主体不断请求母亲给予满足来填补缺失，快乐原则被启动。但母亲带来的满足总是有限的，她不能无条件满足主体的欲望，主体因此被挫败并就此对母亲欲望感兴趣，精神结构由此在符号界中展开。在此意义上，母子关系的建立并非基于孩子的需要，而更多基于母亲的欲望，其喂养的并不是孩子的饥饿而更多是自身作为母亲的欲望。由此，我们可以说，恰恰是母亲的欲望借“生物需要”之名开启了孩子的欲望。
但是，这一在很多导论性文献中通行的陈述仍值得存疑，尽管其简化了很多复杂关联。因为假设主体一上来就感受到一种缺失，这就等于假设主体在登录符号界之前就已经具有主体性，这过于先验。也许一个回溯性逻辑更为合适，拉康对此也有不少阐释，即主体一上来并不存在，什么都不知道，恰恰是母亲假定了他的饥饿和缺乏，并借助乳房强制给主体带来了最初的享乐痕迹，主体被此痕迹所启动而成为一个欲望主体，但因其后察觉所得享乐总是不足，他由此回溯性地假想此前存在着一个完美满足状态，也可能前瞻性地假设未来存在得到这种完美满足的可能性。这也是拉康客体小a概念所涉及到的结构性悖论。
实际上，我们发现，拉康在早期文本中也给生物学基础保留了一个位置。例如在需要—请求—欲望三联体中，他假设了主体一开始有一些生物学需要或一些机体性紧张(未必是饥饿)，只是在其后续请求被拒绝后，母亲才作为大彼者被建立，欲望因而产生于需要和请求的缝隙中。但是这个三联体在1962年后就很少被提起，主要原因在于拉康逐渐清晰了其符号主义立场，尤其是他的实在概念摆脱了早期的自然主义色彩而开始作为一个真正的结构性参数起作用。
在今天生命科学大繁荣之际，不少学者也越来越习惯将很多疾病追溯到其早先遗传的基础上，甚至包括性倒错以及神经症这些传统上被看作更偏向于心因性的疾病，拉康的立场似乎有点非主流，不少著作在承认拉康卓越贡献的同时也就此表示了遗憾。但如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这个立场仍有值得坚守的理由:首先，在临床意义上，无论在还原论意义上生物水平如何发达，很多语言或文化所带来的心理事实不可能被简化到生物基质上，如人类性欲与动物本能之间的不连续性，施受虐的性快感等等;其次，在治疗意义上，把很多精神性疾病归于其生物学基础，这就把它们更多看成一个先天事实，而回避了很多病因学问题、甚至治疗学的可能性，例如时下争议最多的孤独症领域。此外，如我们所知，即便在当下的生物科学中，表观遗传学的兴起也使得生物学逐渐摆脱了决定论模式，外在环境的不同也同样能够影响到基因的表达。最后，在理论意义上，因所处科学及文化背景不同，拉康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踌躇，不愿在生物和文化之间妥协，其理论也由此具备了一个更高的一致性和完备性，也更具决定论的味道。
第二，这一革命也颠转了无意识长期具有的核心地位。对弗洛伊德而言，无意识是精神世界的最大秘密，甚至是基础。而对拉康而言，尽管它仍是精神的重要一极，但并不具一个本质上的优先性，其与意识一道都是符号界的产物，也都依赖于大彼者的功能。无意识并不是本体性存在，相反它却具有一种偶然性，因为正是在一种错觉中，主体幻想可通过大彼者找到一个完美的享乐，但是大彼者同时也登录在符号界，也是被阉割的，它无法提供这个享乐。换言之，无意识和意识既在时间上也在逻辑上代表了两种主体通过能指寻求享乐的能力，但寻求过程中真正核心并具本体性的却是其中永远不能被满足的享乐以及主体由此感受到的缺失，也正是其不可填补性和永恒性使得主体不断在能指链中漂流，并幻想找到能带来满足的客体。
第三，从理论角度来说，拉康的范式转换真正解决了自弗洛伊德起就悬挂在精神分析头顶的达摩克利之剑“何以谈话能够治病”，即假若如弗洛伊德所言，词表象外在于无意识，何以谈话有效?语言何以能和异质的无意识世界沟通?如果语言仅是外在的，其他途径如图像或者更高级的沟通技术是不是更为有效?如果沿着弗洛伊德的思路，这些问题几乎无解，话语有效性问题更多是经验性的而非逻辑性的。在拉康框架下却不需多费口舌，如上文所言，无意识从一开始就是话语登录的结果，并不神秘，治疗只不过走了个回头路。
在精神分析史上，这个差异性也直接导致了拉康和法国弗洛伊德派的决裂，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其早期著名弟子J.拉普朗什，他直接指出拉康不是弗洛伊德派，因为弗洛伊德说无意识中只有物表象，意识中既有词表象也有物表象，词表象是用来理解物表象的工具，因而无意识是语言的条件，而非拉康所言“语言是无意识的条件”(Laplanche，1981:261-321)。实际上，如果仔细推敲拉康的说法，此处“条件”更多是一个发生学条件，而非词物之符合论条件。换言之，如果说无意识运作规则和语言规则一样，无意识就可能不是遗传事实，而是外部语言之登录结果。因此，当拉康此刻说“无意识被结构得像一门语言”，更多是就运作形式而言，而非就声音—图像等运作内容而言。也许真正的分歧在于无意识中先在物表象的起源:如果它们是生物或种系遗传的，拉普朗什的断言就有其道理;但正如拉康不断强调的，所有早先的无意识表象都是母子互动阶段所登录的记忆痕迹，这些痕迹无论从内容还是连接形式上都依赖母亲的话语，那么语言恰恰是无意识的条件。更明确地说，即使如现代神经生理学实验所证实的，儿童初年所接受的大部分信息是视觉的，加上一些其他感觉系统的痕迹，但这些感觉材料无法自身构建为一个符号化系统，它们必须要等到儿童对母亲的话语感兴趣，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基于其特有的音素结构来建立起一个差异化、命名性的符号系统。
第四，在此趋势下，很多精神分析概念被收敛到语言的功能上，更准确地说是能指结构上。例如就无意识—意识之分化而言，弗洛伊德把它看成是生命紧急状态所必须，但拉康却诉诸于能指的内在结构，因能指是纯形式或纯语形的，其意指(signification)不定，主体既可幻想它指向一个实在客体来得到满足(原发过程)，也可通过仅把它看成是此前快乐的信号而依此来寻找另一个能指(继发过程)。最终，如我们所知，这个对立被更形式化地还原为两种能指或能指的两种不同功能，即主人能指S1和知识能指S2(cf.Lacan，2006:310)。这一还原大大简化了精神分析发展所衍生的复杂概念体系，例如自恋、冲动及自我等概念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使得某些概念相比其他而言获得了更基础性的地位，例如，更为强调“由外到内”的认同概念相比强调“由内到外”的投射概念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同时，这种收敛也使得很多弗洛伊德的概念获得了更强的逻辑一致性，尽管以牺牲复杂性为代价。例如就无意识而言，弗洛伊德基于原心理学而赋予它的定义是多重的:从时间角度，无意识在于瞬时满足;从表象角度，无意识在于知觉同一性;从能量角度，无意识在于能量清零。这些角度在丰富无意识概念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歧义及矛盾。对拉康而言，这些定义最终都被收敛到能指结构上。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表象结构是基础，能量和时间是次要的，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能指和表象之间差异的话。
第五，对临床而言，工作重心也从症状学的分类和研究转换到对语言所蕴含的辞说结构的分析:传统的病理表象或情结被还原为一些能指的特殊语义冲突，基础幻想被主人辞说代替，精神分析倾听的重心也从家庭故事的各种幻想形式转换到话语的节奏及其内部的裂缝。
同时，最重要的是，这一转换也回避了弗洛伊德在外部现实上的循环论证。因无意识污染现实，或现实中掺杂无意识的产物，相同经验事实既可以被解读为客观外部现实，即压抑一方，又可以被解读为无意识欲望的体现，即被压抑一方。对于那些带点规范性的事实而言，这往往会造成一些困惑，如中国的孝文化既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天然固有的文化秩序，其形成决定了无意识的形成，但也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中国特有抚养关系的一种结果，或者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在中国的变形。而对拉康而言，有必要绕过这些事实序列，来质疑它们背后所潜在的、语言所传递的文化性的符号结构。
四、何谓“外部”?
1. 外部文化现象
“无意识是大彼者的辞说”在弱化无意识神秘性的同时，也使得从外部更物质化的辞说模式来研究它成为可能。语言内在结构的分析也使得人类精神装置可以一种更整体也更客观的方式被考察，这既回应了不少正统学者对精神分析之主观性或心理主义倾向的批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整合弗洛伊德的内外对立时使之变得相对次要。此外，这一认识论原则弱化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文化地域性，而能在一个更基础的方法论水平上为理解文化差异提供一个更清晰的平台:如果无意识被外部语言决定，这点对任何文化而言并没有不同。
就此，“外在性”概念在拉康思想中便获得了一个基础性地位。然而，如果没有澄清这一看似朴实的概念的特定结构性内涵，便可能导致一些误会。常见误会就是把各种外部文化现象对应于这个无意识的“外在性”，如人类学、神话学、社会学各领域的现象等等，并以此来分析无意识结构。这个做法在严格的结构主义立场上是一个误解。各种文化现象虽处于主体精神世界的外部，但仍是能指的产物。换言之，它们作为外部现实和精神现实一样，都只能依赖于能指赋形才有可能获得其特定的符号价值。能指外在于两个现实，两个现实内在于能指，两者间的“内外”之分实际上仅反映了能指的不同表现领域，这也正是拉康整体论立场所强调的，外部现实也是一种幻想，幻想仍是一种现实。
由之，真正的“外在性”在拉康那里首先指语言所带来的能指结构，后者在母子互动中给主体的内外世界赋形。但如此一来，就涉及到两种不同的外在性。尽管语言和其他文化产物外在于主体，尽管在拉康的严格结构主义立场上语言也不等于能指序列，但是正是它也只有它，才能赋予能指一个物质实现模式或一个身体，来让主体登录在符号界中，它由此便具有一个历史及逻辑的优先性而区分于其他文化产物。
但在另一意义上，比较不同的文化现象仍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同样是能指的产物，它们的运作同样体现了能指的符号规则。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如神话的多样化所示，它们同样也包含了大量符号结构所衍生的想象内容，过多停留在这些内容上容易使人遗忘在背后支撑它们的符号结构。因此，如同拉康在第一个时代所不断强调的“符号决定想象”原则，我们需要不断回到它们背后所潜藏的能指结构。
这一思路同样颠覆了弗洛伊德的原心理学野心。对其而言，无意识的揭露能够用来更好理解外部现实，是因为无意识能将其效果叠加到外部现实中，两者之间具有一个相对的因果性，无意识也具有一种既在发生学也在结构方面的优先性，诚如冰山隐喻描述的那般。但对拉康而言，无意识和意识依然能够相互渗透、影响、甚至转换，因果性也依然有效，但更多是局部的，因为如果从整体角度来看，两者都是能指的产物，它们只是符号秩序的不同表现。在此意义上，两者关系更多是平行的、伦理学的，而非因果的。
2. 主体间性
这一能指“外在决定论”不仅让拉康重构了精神分析实践，也使得他和很多深受其启发的思想学派保持了距离，如黑格尔学派、现象学学派等。例如，就“主体间性”这一深具现象学特色的术语而言，在弗洛伊德之后，不少学者认为此术语非常适宜来分析治疗关系，但拉康对此却相当谨慎。自其第一个讨论班起，他就指出，任何社会关系必须首先登录在能指所建立的符号规则中，其后主体间的二元关系才能在想象水平上得以展开(Lacan，1975:249)，正如一个女性只有接受符号界对母亲的命名和规定，她才可能欲望生一个孩子。而后，他在1967年又再次强调了引入这个术语的危险性(Lacan，1966-1967:Le9on du1 février)。暂且抛开其哲学背景，这点对精神分析实践而言更为关键。精神分析治疗不同于一般心理治疗，其不仅要揭露主体间关系背后所潜藏的符号关系，更要揭露此关系中欲望的不可能性。由此，分析家得假装处于某个位置上以便让各种幻想展开。如果过于强调二元关系，尤其在转移中，这就使得幻想易于得到过多的现实支撑。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拉康这一观点的前提是，主体的符号结构是完整且稳定的，而对精神病性主体则应另当别论。
3. 实在(Réel)作为“外-在(Ex-istence)”
但问题还未结束。符号界的功能虽被澄清，但它可否带来我们想要的满足?答案是悲观的，因为语言并非真理，能指也有其局限，它带来的满足总是有限的。对主体而言，缺失因而是永恒的，欲望也因此永不停歇。这样，拉康自1960年起，就整体性地转向实在界，来试图澄清其给精神结构所带来的多种效果，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概念被陆续提出:客体小a、太一、不存在的性关系等。
而实在界的功能也使得一个新的“外在性”被引入，实在外在于能指序列。但拉康的实在界并非一个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实体性存在，它更多是一些由能指链的边界或者能指结构内部的一些缺口给定的不可能位置。它们“存在”，但不能被符号化，也不能被想象。从结构角度来说，其功能不易于被自然语言澄清，而更适合用形式语言来刻画。由此，相比于符号界或符号界产物(如身体)的外在性(Extériorité)，拉康借海德格尔哲学发明了术语Ex-istence(外-在)来指示实在的外在特征，并借此明确了其“反哲学”立场。
这样，能指结构就安置了一些不同水平上的内外关系:精神现实—外部现实，能指序列—符号化产物，实在界—能指系统。从外延角度来讲，这些关系似乎暗示了一个由低到高的等级关系。然而，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如果实在是被能指序列的一些边界或裂缝所给定，这些边界或裂缝同样也是相对于内外现实而言，因为它们同时也是能指规则的体现者。换言之，实在不仅外在于抽象的能指结构，也外在于内外现实中的能指产物。对精神现实而言，正如弗洛伊德“梦的脐点”或重复现象所回溯性地暗示的那般，存在一些其所不能触及的挡板。对外部现实而言，正如焦虑性客体或者垃圾处于整个符号系统之外，也存在一些欲望所不能抵达的地点。因此，这几种内外关系并没有构成一个简单的等级体系，它们之间具有一个复杂的嵌套关系。实在既和能指接壤，也和能指产物接壤。
所幸的是，我们在拉康的众多符号结构中找到了一个可描述这个关系的结构，即莫比乌斯带。莫比乌斯带是具有莫比乌斯结构的一个几何表象，如果其用法局限在隐喻意义上，则可用来描述两事物之间既同也异的关系。从代数组合的角度来讲，它同构于图一。如果在拓扑学上考虑该表象的外蕴空间，此图能以一种简化模式来图表化这三种内外关系(图二):其一，此表象轨迹所围绕的空间可表述两种现实间的“既对立又同一”的关系。之所以对立，是因为两者代表了精神结构的两种不同工作方式。在对抗状态下，无意识快乐原则被压抑并通过其他途径来满足。之所以同一，是因为两者都是符号界的产物，在逻辑上看，两者目的一致，都在寻找快乐，也都指向实在，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一个修改;其二，此轨迹或内蕴空间可以形式化能指的“自身差异性”，能指是纯形式的，为了定义一个能指就需要另外一个能指。实际上，如上文所述，正因能指的自身差异性，精神结构内外现实才得以分化;其三，此表象的外蕴空间可用来定位实在的外在性，实在外在于能指结构以及内外现实，但又与两者接壤。在另一个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上，整个内外现实可以被看成实在中被符号化的部分。
参考文献
居飞，2015，《无意识:局部还是整体?——精神分析的认识论》，载于《哲学动态》2015年第2期。
Freud，S.，2012，?uvres Complètes，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 Laplanche，Paris，PUF.
Freud，S.，1956，La naissance de la psychanalyse，Paris，PUF.
Lacan，J.，1975，Lesécrits techniques de Freud，Paris，Seuil.
Lacan，J.，2006，D”un Autreàl”autre，Paris，Seuil.
Lacan，J.，1966-1967，La logique du fantasme，ALI，inédit.(该讨论班为国际拉康派协会的内部交流版本，依法国惯例，文中仅注明引文所涉日期。)
Laplanche，J.，Pontalis，J.-B.，1967，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Paris，PUF.
Laplanche，J.，1981，Problématiques IV L”inconscient et le9a，Paris，P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