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极权体制出现以来，最为典型的极权体制原型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中国1949年以后政治体制的建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再到“六四”，在内外压力下不断调适，试图以新的形式生存下去，从“后极权主义”过渡到了“新极权主义”体制。

“新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全面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大部分为权势集团所垄断，经济“市场化”又成了当局放弃维系社会公正的责任、甩社会福利支出“包袱”的借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沦为弱势群体。

“新极权主义”是一种制度性无出路的体制，其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掩盖着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糜烂性的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绝望无助、竭泽而渔的资源掠夺和破坏、公共舆论堵塞、信任匮缺、政治冷淡等等。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集中营则是极权社会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其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是“散沙型的群众”，这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和社会条件。公众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而只不过是一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体。

网络世界为民间的“异类”声音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表述空间。互联网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者的世界，一个虽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行动的世界。“新极权主义”会不遗余力地提升互联网控制能力，但网上的批评和反抗也会继续下去。对于真正公民社会的建设而言，这是一种破坏力有余、自建力不足的“猫鼠游戏”，尽管其令“新极权主义”感受到相当大的威胁。

极权主义的第三个支柱是专制统治的组织和宣传。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则通常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这些秘密社会的特征使得极权主义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有根本的不同。在极权主义政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从它，你就是它的威胁或是它的敌人。这种非党即敌的人群对立观也是党内大一统的原则。在政府机关和科层等级的企业中，党员型人格都被视为驯服工具的最好典范。

与组织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宣传。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

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即在于此。极权主义并不一定剥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但决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思想。

从极权主义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始终未变的共同点，就是以那个至高无上、无影无形的“党主子”作为极权统治法统的化身。它用官方意识形态规定了自己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

“新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其本人可能相当“亲民”、“勤政”或“清廉”，但他们服务的“党主子”却与极权主义原型时代一样专横霸道、权力无限、主宰一切。

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他们缺乏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宽容和开拓精神，以应付日常行政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理念，目光短浅而浑然不觉。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专制政权。一个臃肿、多疑、平庸、残暴老式的寡头政治，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

表现出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短命的政权。正如华尔泽所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

孙立平认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新极权主义”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不神圣同盟。由于“散沙型”的民众未形成公共意识，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所以低能的政权还能照样维持其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