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我为什么拒绝参加清华校庆

——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因为大家提到的问题很多，我自己想的问题也很多。我就从最后的说起几句。

第一，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给我发了一个请帖，我拒绝去，我觉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现在变的像是一个大官，非常势力，向权力和财力聚集。可惜的是他们招来的，真的是全国分数最高的学生。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点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这是我忧虑的非常深的问题。

　　第二，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讲到启蒙的问题，我应该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做一些什么事情，救国救民，没有这样的意思，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小册子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许多，没有说别人没有医疗保险，我放弃医疗保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有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也确实想过，比如说1958年的时候，我和陈先生都在国外，听说国内炼钢，我们听了很遗憾我们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的时候，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结果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先生以及另外的同事，一块向领导坚决提出来，要求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国外那么养尊处优，吃的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过了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吵翻了。回去之后我们真的吃不饱饭，眼睛浮肿，那个时候下放，我们也是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不是像农村时候那样被迫下放。我们真的是差点饿死，后来有一次晚上他被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是不深的，但是他爬不下来了，他没有力气，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觉得挨饿是光荣，跟大家一块挨饿是一种光荣，我要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但是从来也没有问过为什么。那个时候信息也不灵通，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一个是不知道，一个是完全深信不疑自然灾害、苏联捣乱撤走了专家，其实只要稍微用脑子想一想，撤走专家最多会影响工业，怎么会影响农业呢，农村又没有苏联专家？但是我们脑子从来没有往这块想过。

　　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全国人民都愚昧。当然，那个时候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怀为首的有倾的分子不愚昧，但是他们被压下去了。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或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可以不这么想了，非常容易了解问题、非常想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

　　但是从那个以后，比如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大讨论，是一次比较大的启蒙运动，可惜这个也很不彻底，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刚刚看到一点亮光，然后又说不对，不让说了。所说的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有很多主流媒体所讲的事情，逻辑是不通的，比如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主义的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上讲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哪儿呢？于是，有人提出来我们的主义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贫富悬殊比资本主义落后得多。于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来了，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那些人都很悲惨。那么，我们现在算什么时候呢？因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在高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常数在于效益，在于大大的推进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潮关注弱势群体。当说到矿难、残酷的职业病等等，一些媒体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之所以能够进步到今天就是因为建立了宪政和民主，才能够限制权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各种法律来限制财富。那么，这些都不能做的话，我们到底算什么主义？这是我们永远想不通的问题。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话，考虑清楚了，就变成了启蒙。启蒙也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

　　第四，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引导，我们做不了行，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说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但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温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我自己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的好。

　　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纸媒，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事实都说出来。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假装不了解，我明明已经了解了，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欲罢不能，我就得写这些。我曾经以为退休之后应该写像《闲情记美》这一类的东西，我还有很多书要看，并且有的人就说我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过得好好的，所以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了，没事儿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种奢侈。其实是相反的，我要是没事儿干了，我过的好好的，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干，我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有音乐，有唱片，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就欲罢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取向。

　　何方老师也是自己过的好好，自己级别比我高，待遇好一点，但是他就说，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当，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以后要写出来。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湾的污染使得我非常的忧虑，美国墨西哥海湾的漏油事件的处理，他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盯着，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天天被媒体追问到底采取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有效没效，结果发现没效，再用其他的办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被美国国会召去，被直问，狼狈的没法说，天天的在那盯着。而我们国家媒体报道墨西哥湾的事比我们国家这次漏油的多，最后它赔偿赔的伤筋动骨，非常的多，首先就搞一个二百亿美元的资金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损失还没有最后算出来，到现在还没有算完，一点一点的赔。对比之下，我们渤海湾的漏油是非常严重的，渤海湾的污染相当严重，谁来管这件事情？当然，说是现在正在管，正在调查，但是到底谁在管？康非公司说是外国公司，其实是我们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国有资本在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思考，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渤海的污染要影响到我的生活，那还很远，但是就是觉得放不下，而且还很生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痛点比较低或者痛点比较高的问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有这样的心情，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逻辑。

　　第五，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我跳出了以国家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自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我写东西也是以这个取向的，但是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的，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所谓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权益。所以，现在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这个团体就是幸福的。至于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是次要的，这句话说出来可能要被人家骂“汉奸”，我们有太多的看法，“君王杀人知多少”，就是汉武帝的那篇文章，我这也不是凭空的，完全有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三级以下的干部，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为什么军阀混战的时代反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那么活跃呢？因为管不了，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时候就是比较宽松自由的时候。

　　最后，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提字，我就提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谢谢！

资中筠，1947年考入燕京大学，就读一年后转入国立清华大学，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资深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资中筠精通英语及法语，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因德高望重被尊称为“资先生”“资中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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