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暴力推翻一个黑暗的政权和政党，是不是就能实现自由宪政和民主法治的愿景呢？
这个对许多国家都管用，但对中国来说，未必有用。你能暴力推翻中國黑暗的政權和政黨，但你無法暴力推翻中國人黑暗的大腦和精神。有位前廣西高官聊天的時候說，中國現在是有史以來最黑暗時期。實際上，簡單了解一下周圍的中國人就知道，當下中國人精神之普遍蒙昧黑暗也是前所為有。這個才是死結。
中国数千年来就是这样一个僵局。王朝末年，朝廷昏暗，奸臣当道，瘟疫四起，民不聊生。然后暴力推翻，换一个新朝。包子皮换换而已，换汤不换药。生活稍微好一点，起的最快的一定是妓院，现在叫洗浴中心，饱暖思淫欲。六百年前的金瓶梅仍然是今天中国人最真实的写照。中国人精神世界就这么低级，自古以来。
文明来自天启。人的理性和美德来自对天（God）的信仰和敬畏。自从中国大皇帝完成对“天”的垄断，中国人就陷入了精神的荒蛮和愚昧。但还好，至少中国人还能通过”天子”，了解到还有天和对天的敬畏。没了皇帝，中国人唯一与上帝沟通的中间人也就没了。这个叫王纲解纽，也就是完全丧失围绕天子建立的伦理系统。
王国维早在1917年，就提出了一个惊世预言：“观中国现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没有了天子，也就没了神，六神无主的中国人只能是追求唯物一条道走到黑。王国维绝望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悠悠然自沉昆明湖而去。这一年是1927年，群雄逐鹿中原，北伐战事正酣。
以中国传统而言，你说人人皆天子，人人都会认为你疯癫。事实上，基督新教改革以来，人人都是上帝送来人间的礼物，个个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信靠上帝，不就是人人皆天子么？但中国根深蒂固的上帝——皇帝——庶民的伦理传统还没来得及通过皇帝进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式的精神革新，皇帝突然就没了。
这种突变，给中国人带来的精神震荡是巨大而深远的。事实上，不管是精神信仰上，还是在现世伦理上，都很难适应1912年清帝退位之后的这种突变。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有缓冲这种突变带来社会巨震的意图。但破镜难重圆，历史没有再给中国人这个机会。
中国人普遍无法通过自身完成个体对上帝的自发认知和接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位皇帝，通过皇帝重建对上帝的信仰和敬畏，并且通过君主立宪的民主改革进而实现宪政下自由和法治。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而且日本天皇完全有资格做中国人的皇帝，或者说日本天皇本来就是中国人的皇帝。
天子，中国、日本共主及天皇、帝王之头衔，意指上天之儿子，象征统治天下之权力源自上天。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子只是“受命于天”，而非至高无上者，即使是人中之王，还是要受天命约束。倘天子“逆天而行”，如暴虐无道使百姓受苦，人民是有权推翻他的。天皇是日本王朝的君主，為當今世界唯一使用皇帝名號的國家元首。英语对天皇的称呼是“Emperor”（皇帝）、“Emperor of Japan”（日本皇帝），也有音译为“Tenno”者。《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天皇的职责包括在内阁的指导和同意下颁布修改后的新宪法、法律、政令以及条令；召集国会；接见外国大使和公使等。
旧时日本史书一直宣称天皇是“万世一系”，即所有天皇都来自同一家族，日本历史上，皇室从来没有出现过家族更迭。天皇的家族来自哪里呢？据中日史学家考证天皇家族或是来自周的泰伯。
泰伯，又作太伯，姬姓，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长子，因为太王第三子季历的儿子昌有“圣瑞”，所以太王希望以季历为继承人，然后传位给昌。于是作为季历长兄泰伯与二哥仲雍不忍发生王位争夺而同避居今无锡东南六十里之梅里，纹身断发，以示不可用。
姬昌又是谁呢？姬昌（前1152年―前1056年），岐周（今陕西岐山县）人。 周朝奠基者，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谥号周文王。在之前的两代王朝夏朝和商朝，君主一般都是称君王或者商王之类的，没有被称过夏天子和商天子，而只有在周朝，才出现了“周天子”这一称呼。周朝开始以“天子”为君主正式名号，姬昌是中国第一代天子。《尚書·召誥》：“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元子，乃首子，郑玄的解释：“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为之首耳。”所谓「凡人皆云天之子」，证明不独王者为天之子，所有人都是受命于天，君主不过是众人中最尊长的天之元子，后来简称天子。天子是介于上帝和人王之间的中介，具有其他观念无法表达的内涵和外延。
泰伯是姬昌的大伯，本应是周的继承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乃是泰伯的后人。天皇世系血脉，历千年未断，乃是真正的周“天子”传人。
《晋书·倭人传》：“倭人男子无大小，悉鲸面文身，自谓泰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
《梁书·倭传》云，“倭者自云泰伯之后，俗皆文身。”
日本曾经十几次派遣遣唐使由海路来中国学习，从公元8世纪以后，来华航线改取南路，由九州岛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
也就是说吴人从长江口扬州(春秋战国之时扬州一带是出海口)出发，一般十天左右，最短三天就可以到达日本九州岛北部的五岛列岛。吴人东渡日本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可行的。
宋代李防等撰《太平御览》卷782；四夷部三《魏志》记载，“其俗倭人无大小皆鲸面纹身，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
宋人金履祥在《通鉴前编》中说：今，日本又云为太伯之后。盖吴亡，其支庶，入海为倭。
元至顺三年，日本僧人中岩圆月撰《日本纪》，“国常立尊为吴太伯之后。”书中将吴太伯认定为日本之祖，甚至言明吴太伯的六世孙乃是日本皇室始祖神武天皇。国常立尊，日本神道教所说天地剖判后最初出现的神。所谓神世七代的第一代神。
江户时代的大儒林罗山（1583年（天正11年）－1657年3月7日（明曆3年陰曆1月23日）），在他所著的《神武天皇论》一文中说：余窃惟圆月之意，按《诸书》以日本为吴太伯之后，夫太伯逃荆蛮，断发文身，与蛟龙共居，其子孙来于筑紫，想必时人以为神，是天孙降于日向高千穗之谓耶？……神武四十五岁东征，……呜呼！姬氏之子孙（吴太伯本姓姬）可本支百世，万世为君矣，不亦盛哉！彼强大之吴，虽灭于越，我邦之宝祚，于天地而无穷，于是愈信太伯之至德。
由此可见林罗山是很为此自豪的，可能认为自己就是太伯的子孙。和林罗山同时代的另一学者藤贞干在其《冲口发》一书中干脆主张，吴太伯是神武天皇的父亲。
考古研究也表明，古代日本人与吴人一样断发纹身，有同样的稻作文化，稻种基因又显示，日本的水稻与江浙一带的水稻是同一品种，古代日本人使用与吴地类似的青铜兵器、工具，穿一样的贯头服，居住在杆栏式的房子里，拥有相似的丧葬习俗，根据现代基因测试，日本弥生时期的人骨与中国秦汉时期江南古人的遗骨基因是最接近的。历史上日本人又被称为倭人，倭与吴古音相连，古代中原地区称吴越之人为倭人。以上种种，都是日本人与吴人同宗的佐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说句吴人之人是日本人的祖先，是有一定根据的。
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日本“举国茹素”，从此认为中国已失，自己才是中国文化的唯一继承者。
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儒学学者林春胜（号鹅峰）、林信笃（号凤冈）于1732年汇编《华夷变态》一书，“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实际上，华夏战乱频起，朝代轮替，华夷变态已经很多次了。日本在水一方，反而保护了中华文化最纯正的一脉。
甲午战争，日清交战。当时日本人对汉人宣传「恢复中华」，引动汉人起义反清。宗方小太郎在《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云：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辛亥革命前期，大批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毅然投身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和骨干力量；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在东京召开；孙中山接触过的日本人，包括跟他3年、并生了女儿的妾大月薰在内超过千人，毕生资助孙中山革命，折合现在的价值总额超过100亿美元的日本电影事业家的梅屋庄吉，名留史册的还有援助他流亡、在日本筹划革命的政客犬养毅、右翼组织创始人头山满、右翼组织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以及志同道合的盟友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当时的日本右翼是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振兴民族、觉醒亚洲的目标有接点。
可见，日本不但保留了纯正的中华文化和华族血脉，而且从精神到行动都在恢复昌隆神州的神传文明。
文明是相通的，与同文同种的日本更不应该有任何文化的隔阂。当下，面对武汉肺炎的重大疫情，日本友人纷纷捐款捐物，施以援手。
日本捐武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日本捐湖北：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日本富山捐辽宁：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 日本舞鹤捐大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日本不仅带来了急需的物资，也带来了精神和文化的滋养以及古汉语的真正魅力。
从日本和香港来看，君主立宪是很适合东亚民族的国家政体。日本天皇是华夏文化的正朔根本。如果中国完成民主法治的文明转型一定需要一位皇帝，就近找的话，东京的天皇就很合适。这个不是玩笑。
